孔育新（三峡大学）
该告别了。
从五月到九月，我见证了恩师的离世、学人的追忆、同行的评述，然而我总不想写些文学，就一直拖着。似乎客观上我也很忙，博士后出站、父亲住院、小孩儿出生、伯母和舅父相继离世……步入中年所肩受的繁杂与赘重，让我无法与恩师倾心相谈。实际上我也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埋在一桩桩事务中，“享受”担子的沉重和麻木，时间似乎流逝，似乎虚空。恩师在世之时，我也很少给恩师打电话问候，一直在有意识地躲避着什么，今恩师已去，我依然在躲避……
躲避虚无袭来的创痛。
现在写作的时点也许是崩溃的时点。
一
我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大概是在1993年。我在山西长治的地摊上偶然买到了《文化与文艺》，正文的具体内容我是看不懂的，倒是先生最后纪念薛绥之先生的文章打动了我。先生感恩薛师“拯救了一个堕落的灵魂”，唤醒了自己“人”的意识、尊严、温暖，遗憾薛师临终时自己没有机会亲致问唁，这种给人绵长悠远之痛觉的文字，与先生在学术论文中的自信雄辩风格不同，在当时却感染着一个17岁少年的心。
历经辗转，而立之年，我终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从思想上开始慢慢地了解先生。虽然当时先生已到汕头大学入职，但先生之名屡被提及。记得课堂上刘勇老师高度评价先生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邹红老师拿先生研究《日出》的论文作为范本进行教学，钱振刚老师提到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李怡老师经常提到20世纪80年代阅读先生博士论文时被思想照亮的“眩晕”，黄开发老师在论述周作人的思想时屡屡提及先生对于思想家的定义，杨联芬老师论及自身学术转向时先生直率而恳切的建议，我的硕士生导师沈庆利先生更是经常教育我们多读先生的书，深刻理解先生“以鲁迅的视角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而同学之间也常常谈及先生的学术与为人。
硕士三年，我见先生数次，主要在答辩场合，如周佩瑶师姐、张莉师姐、姜彩燕师姐、刘殿祥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我在会上听到钱理群先生充满**地论述学衡派作为新文化内部反对派的意义，听到杨联芬老师与张师姐就女性文学展开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听到刘勇老师对姜师姐论文精当的点评，听到王得后老师对刘师兄论文的诚恳建议等。作为主人的先生是很少讲话的，他更多的是在写材料、聊天。先生面前是一定要有一次性水杯的（一般是刘殿祥师兄亲自准备），不是用来喝茶，而是当烟灰缸用，烟雾袅袅中，答辩就有了神仙会的意思了。每次结束的标志，就是先生夹着烟，微笑着点一下蔡秋彦师姐，“报饭”。有时先生也会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堵”在走廊上，探讨人生之意义，先生耐心地听、细细地讲，毫无敷衍塞责之意，偶尔回头向等着他的众同人、弟子歉意一笑。
三年期间我聆听过先生的一次讲演。那次先生明显喝酒了，酒后的先生显示出他峻急和严厉的一面。谈到《孔乙己》时，先生张着手说，咸亨酒店里面有三个世界：柜台外面是一个乡下人的世界，劳作是他们的命运；酒店里面是上等人的世界，权势是他们的特征；柜台后面是商人的世界，经济是他们的烦忧。孔乙己在哪里？先生问着我们，在哪里？孔乙己站在柜台旁边，他与这个世界全不相关，他拥有的知识就是“茴字有四种写法”，这种自娱的知识同样与这三界毫不相关，孔乙己和他的文化，已经沦为这个世界的“多余者”，带着他可爱的面庞。然而孔乙己也有着启蒙的焦虑，他热切地向“我”传授茴字的写法，他去丁举人家偷书，被打之后他仍然激辩“窃书不是偷书”，因为文化与知识本应该是共享的，孔乙己是个失败的可笑的启蒙者。这种文化远离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就抛弃了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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