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来了！李金龙师兄告诉我们，入春以后王老师的身体好多了，不咳嗽了，血压也稳定了，王老师决定来北京参加于慈江、孙佰玲和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们普大喜奔，口口相传，一时间众多弟子从各方集聚京城看望先生。答辩那天上午，已经有几位师兄、师姐直接到现代文学教研室见先生，姜彩燕师姐甚至忙开了会务，具体答辩过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甚至觉得先生来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论文答辩的意义。那天晚上，还是在“九头鸟”饭庄，我们给先生简单隆重地举办了生日宴会，在此我也见到了众多慕名已久的师兄、师姐。大家叽叽喳喳、欢欣雀跃，记不清喝了多少酒，拍了多少照片，只是一直记得先生在笑着，似乎先生还戴着生日蛋糕附赠的“皇冠”，然而先生不抽烟了……
三
博士毕业后我到湖北三峡大学入职，开始了职业研究的生涯。我与先生的学术交流便没有博士期间那样密切了，一方面先生身体情况不太稳定，不敢烦扰先生；另一方面我个人也忙于日常事务，不像博士期间那样清闲专一。不过随着专业浸**越深，我越来越喜欢先生的论著，越来越能感受到先生的“好”，这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周边同事、朋友莫不如此。
在一次完成舒芜的论文后，我突然有种向先生请教的强烈冲动。我个人认为舒芜的各种“转向”背后，一直有着不变的思想逻辑，这逻辑来自其青少年时期梁启超先生的学术观点的影响，墨子、柏格森、戴震等人的思想经由启超先生的阐释路径进入舒芜的思想脉络，形成了舒芜独特的“主观论”。我被这种思想折磨着，有欣喜更有困惑，我给先生去电，很详细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先生冷静地听完，并没有给予太多的评价，而是谈起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行，有如麒麟与马脚，若只从文本分析，被焕彩的麒麟皮所吸引、所悦服，而没有注意到行为本身的马脚，甚至觉得马脚裹上麒麟皮，获得了一种所谓的理论的一贯性，也成为麒麟了，只能说这种研究是失败的。舒芜现象非常复杂，既有具体政治、社会情境的因素，又有个体欲求的因素，所谓的思想逻辑或学术逻辑，实际上遮蔽了而不是显明了复杂的历史现实，这是要警惕的。这是我与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真正的近距离交流，我并没有单纯否定我对舒芜的研究论点，而是用先生的视角来反思舒芜先生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罅隙甚至歧异，深化舒芜现象的复杂性。先生对我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提醒，先生关于知识与美德、思想和存在的复杂关系的阐述，更是我今后学术研究的宝贵财富。
2016年8月，谢保杰师兄突然来电，婉言先生病了，希望我方便时来京，听后我吃了一惊。先生身体不太好我知道，但差到这种程度却是我想不到的，当时我正在新房装修，一时走不开，我想先生在北京应该会待一段时间，似可不急。接师兄电话后10天，我来到北京，给谢师兄发短信，相约探望先生，谢师兄告知先生已离京返回汕头大学。我给先生打了电话，先生却宽慰起我来，说人总有那么一天，我强忍着，跟先生说毕业后各方面均好，项目、论文、专著均有所进展，先生很高兴，这种高兴是我以前很少见的。九月底借北京开会之机，我和孟庆澍师兄一起来到了301医院，这次终于见到了先生。
先生老了！跃入眼帘的是刺目的光头（大概是化疗的副作用），消瘦的、疲惫的、长着老人斑的脸，同样消瘦的、同样疲惫的、同样长着老人斑的四肢，病服似乎也不太整洁，被病痛折磨、销蚀的、羸弱的，甚至有一点儿不太体面的身体就这样呈现在我眼前，这是我尊敬、想念、担忧的先生！闭目养神的先生看见我们进来，连忙叫肇磊兄拿凳子，我们挨着床沿，拉着先生的手。谈话毫无疑义地直奔学术，先生评论山东人与河南人，山东文学与河南文学，谈及人性之丑恶处，先生越来越激烈，我们静静地听着，静静地，一如以往。孟师兄担心先生身体，中间几次试图结束谈话，但最后还是静静地聆听，直到肇磊兄进来谈论治疗事宜，我们才赶紧与先生话别。走出病室，我知道先生热切的眼神在后面，但我没有回头，我不能回头。
四
先生的病情变化成了我们微信群聊的主要话题，但后来先生的健康有所好转，好消息不断传来，我才开始慢慢释然，并觉得先生像以往那样，与死神相遇后总能安然回返讲台。2017年春节前后，从群里看到师友探望先生，谈笑宴宴，心里很宽慰，然而不久之后看到肇磊兄说先生有点儿感冒，于是又开始担心起来。本来三四月份想去探视，后又因故作罢。
5月2日晚上，我在看本科生毕业论文，**手机微信不断，实在不堪其扰，拿过一看，傻了，先生走了！先生走了！走了！
一夜无眠。
现在想想，先生往生，让我明晰自己身上的乡愿气质，所谓的老实、好人缘，只是思想的倦怠、生命意志的灰白、是非面前的胆怯，总而言之，难见真的人。所谓学术研究，何尝不是我自我掩饰、自我炫耀的麒麟皮？
现在的我仍然是一个乡愿，但我知道那一天将会到来，我在苦熬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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