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昨天都睡不着觉了，因为我看到保杰给我发的信息，是九点发的信息，我十点半才看见。我在外头，我在四惠——我看到的时候，正坐在地铁里头。我就跟他聊。然后他说：“王老师在北京呢，五月份就来了。”我说：“那怎么不早说呀？”他说：“我今天去医院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叫上我呀？”他说：“我先探探路。”——醋，再给我们拿一小碟儿醋吧。酱油需要一点儿吗？
王：不要了——昨天他来的时候，是我最厉害的时候。
于：最烦的时候。
王：不是。是胃最不好受的时候。
于：最不舒服的时候。
王：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上午，上午打吊针以前，还胃疼，下坠。
于：也是药物的作用。这是醋，宽粉再要一点儿吗？能吃一块肉吗？
王：不吃了。
于：肇磊还是有老大的风范啊。肇磊是很宽厚的一个人。我们都挺喜欢他的。
王：他喜欢文学，比较随和。老二呢，比较认真、较真。
于：特立独行。
王：对。
于：这是那醋，悠着点儿。王老师，我给您那本《呓语集》写的评论文章现在投到中国政法大学了，学报。他们能发两万字以上的文章。我那篇东西两万五千字呢。
王：不错呀。政法大学那份学报最近办得不错。
于：是很不错。这次杨绛先生一过世，从中央电视台到澎湃新闻都在采访我，各报章杂志也约了五六篇稿。每一篇稿子出来之后他们都很满意。反响也挺好。
王：那肯定的。
于：这东西呀，你成了真正的专门人士，别人就很难超过你。拿对杨绛和她的文字的了解来说，大概全国没有什么人比我更在行的了。
王：对，对，对。
于：澎湃新闻光从我这儿就采访了一个大稿子。他们第一个大稿子——那篇新闻通稿里所有的书影都是杨绛的书，只有一本是别人写的，就是我的那本《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他们也给弄上去了。不仅如此，他们那个记者后来还把采访我的录音专门整理了一下，又出了个更详细的稿子发了。
王：做学问就是这样，摸清自己的路子，找准自己的那个点。它就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个东西——我也愿意搞，也能够搞出名堂来，搞出来以后呢，自己也感觉着满意。那些个跟自己有同样兴趣和抱负的人，他可能就会有呼应。这个呼应一旦形成了，它就是一个社会的联系，它是互相的联系。那些个反应能增强你的自信心，是你的这个研究，也是这些反应得到读者认可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至于这个学问能做到多大，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于：也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王：对，也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于：你有良好的愿意，也不见得能实现。
王：这有一个时代，还有一个机遇，还有一个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你好比说在过去的（20世纪）50年代，一些理论和想法你都没法去检验，你都没法去发展它。你即使心里想得很清楚，也没人可以去交流，也不敢去交流，那你怎么发展嘛。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很重要，因为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说你自己愿意说的话了。我自己愿意说的话自然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听我还愿意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在世界上、在全国、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就不可估量。连屈原也不会想到他会千古留名，连司马迁在当时也不会想到他会影响历史。只不过它存在了，存在了就有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都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但人生都是这样，整个人类的历史也都是这样。
于：很多偶然性。
王：也就是干什么，我就说什么、吆喝什么。我是做豆腐的，我就踏踏实实把豆腐做好。我是研究什么东西的，我就在这个方面做出我的探索、我的成就来。这就是人生。
于：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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