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写吧。我觉得您现在写什么呢？不要想着能不能发表，也不要想其他的。您现在只要把该记录的记录下来，早晚会有发表的某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您得写。就像钱锺书，他那么多的笔记，结果杨老太太最后把它们全出出来了——没形成正式的文，以笔记的方式也都出出来了。可是您想想，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结晶啊。王老师，像您思想密度这么大，总要形成文字的。您在现在这个年龄，是该总结一点儿什么了。我跟谢冕老师也说过这个。我说：“谢老师，您少开点儿会，多写点儿东西。”然后，您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不是王蒙，王蒙他吃饭跟谁坐哪个桌，说什么话，他都能记住。我什么也记不住。”我说：“王蒙可能是记了日记。”
王：其实在性格上，在内在性格上，我比谢冕老师明显进步了。他是搞当代，他是搞诗歌，我是搞现代，我是搞鲁迅，但是我们俩没有什么交集，我们也就是有一些观点还……只是说法不一样，但是互相是尊敬的。其实我的内在性格，我在初中的时候，跟现在不是太一样……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太多的磨难。
于：但是您知道，王老师，您跟他和他们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您走的是一条正规的学术的路。就是“**”以后，您是正正规规地上了硕士，上了博士。您看，您1941年生人，钱理群老师1939年生人，洪子诚老师也是1939年生人。您实际上呢，跟他们年龄差不多。您的资格，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您当年又是以一个青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因为您走的是正规的学术路径，您是科班儿。所以呢，您是两套鞍鞯，您写出东西来一定会更加地有意思。您一定要写，王老师。
王：我就觉得我一生没有做过那么多的……
于：您做的是范例，真的是范例。南方您又待了那么久，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我觉得王老师您的当务之急，是用未来几年的时间写回忆录。
王：现在没有那个精力。
于：不是，现在得写，这个精力就是抢出来的。王老师，我认为您现在，如再集中去写一本书，像什么学术随笔，也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您过去累积的那些书也够多了——我个人就特别喜欢您那本《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那里头有很多框架什么的，您都能把它给介绍出来，供人借鉴；我也很看重您那本《呓语集》，您当时是在韩国还是在哪儿隐居的时候写的，密度多大呀，后人也可以从里面汲取很多养分。您现在缺的是回忆录，您必须有一本回忆录。
于：这是您的当务之急——您得写，王老师，您要写。
王：要写这个回忆录，得有关系，得有故事。但是我从来不跟人家交往，我不好跟人家交往，没有什么故事可说。
于：总有交往吧，有交往的就可以写啊。把您能回忆的那部分回忆出来，您整个学术的路怎么走过来的，和单演义老师、李何林老师、杨占升老师他们的交往——陈福康是您师弟，对吧？
王：对，对。
于：也可以写写他。
王：呵，呵，呵。
于：他那个路子挺别致的。还可以写写跟黄子平、钱理群他们的交往——您不是还参加了陈平原的婚礼吗，是吧？
王：啊，对。
于：这些都很有意思呀。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您跟钱理群年龄相仿，走的也都是一条正规的路。钱理群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了。我觉得您这方面的东西太少。
王：钱理群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他比我离资源更近。
于：我明白。
王：我离资源更远。有的人说，现代文学界有两个好人，一个是钱理群，一个是王富仁。我准确地说，钱理群是个真好人，我王富仁是个假好人。
于：哈哈哈……王老师谦虚。
王：真的。因为我过去所经历的，和清朝时对整个集体的摧残很相像……我初中……
于：您没有他那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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