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嗯,没有他那么浪漫。初中那个时候,班主任老师和校方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异端敌对分子来对待。初中还有几个朋友呢,到了高中,我连交朋友都不敢。我跟谁好,谁就倒霉,谁就受那个团支部书记的排斥,谁就入不了团。
于:明白。
王:所以我就不敢跟人家来往、合作。原本有一个合作,是跟樊骏老师合写一本书,1989年以后,也就没再写了。
于:没法儿写了。
王:不是。其实也有法儿写,樊骏老师跟我,我们两个也不会有太大差异,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弄不好把人家樊骏老师也污染了。我不敢靠近人家。
于:嗯,明白了。
王:这个时候,我就是那种被孤立被打击的。而在这个地方呢,我实际锻炼得更多,对付了不少复杂的情况。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我可以说呢,政治家想得还挺多,但是总是抓不住一个……
于:王老师很善于保护自己。
王:嗯,我很善于保护自己。所以说,我是一个假好人。
于: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人生的艺术。
王:从这个方面来说,从老钱来说,他是真好人,他把自己……
于:他是性情方面的。
王:他是性情中人,他把自己全掏给别人,但是别人可能恨他。
于: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的同学老去跟他聊天,从他那儿偷两个观点就拿出来发表。然后大家就议论纷纷,都很不满。但据说老钱自己却不在乎,他说:“年轻人跟我讨论,我就能受益,所以无所谓。”哈哈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王:现在觉得好一些了。但是在“**”结束前后,我是每一天,我都要想好……
于:就是如封似闭。
王:嗯,对。
于:就是把那些命门都守住。王老师,您是个谋略家。
王:我不是谋略家。只是在那个时候,锻炼了这么一种政治的敏感。
于:而我呢,在这方面很像您。我没有害人之心。
王:对,我没有害人之心。
于:但是……
王:我绝对不能叫你害了我。
于:对,王老师,我就这样。我觉得都很像。我守得很紧,我很严谨,我不想当出头鸟。
王:对,对。因为我不想先被你打死,我得保留我说话的权利。我要长期发声,我不能一锤子就被你干掉。
于:这我觉得是对的。
王:这个至少来说,就从自己来说,这是对的,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得学会保全自己。但是从文化上来说,像老钱那样,能够给社会更多一些东西。
于:这就跟钱锺书、杨绛夫妇的逻辑是一样的。像傅雷那样,挺身而出,然后上吊,还是像钱锺书那样活下来?我觉得还是得像钱锺书那样活下来……
王:对,对,对。
于:他后来做的贡献更大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王老师我们没有必要内疚。我是觉得,您把这些都写出来该多有意思呀。您必须写。而且您知道,您为我的那本《杨绛,走在小说边上》写的那篇序其实一直在回忆呀,其实就已经开始回忆了。
王:对对,我其实也有一些东西,就好比说我的《我和鲁迅研究》。黄子平就说过:“王富仁他没有办法了,他就说他自己了,回忆他自己。”
于:这也是一个逻辑。
王:呵呵,这是一个逻辑。这其实就跟我给学生讲课一样。实际上,任何一个文艺思想我都可以讲出我自己的故事来。我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积累的文学故事不少。
于:所以,王老师呀,您就像给我写序那样,写一个初稿出来——您这些经历写个100万字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何炳棣写过《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的那本,后来影响就很大。搞历史的有多少人,但有几个人是像他这样写的。他写了,就成了。王老师真的,您得写啊。谢冕老师呢,他是个活动家,他不动他就难受。而且那些人都围着他劝:“你来开会吧。”他说:“我也喜欢热闹,我又不好意思推,那我就参加吧。”我就说:“谢老师,您应该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师母陈老师说:“你看,慈江也这样说。”他说:“我写不了那么详细的,像王蒙那样的。”我说:“那您就写不详细的,您不用以细节取胜,又不是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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