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就曾经逼问过我:“丁玲,她得过斯大林文艺奖章,但是她又是右派——你到底是怎么看丁玲的?”我怎么回答,我没法回答。
于:对。
王:因为她又觉得你是喜欢文学的,你不回答就……
于:您必须回答。
王:当时,我正好看到《文学评论》上王燎荧写了一篇文章……
于:然后呢?
王:还是得有个说法。我就跟这位女同学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是最近《文学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坏作家的好作品。”
于:很聪明的说法啊。
王:完了以后,到了星期六开班会,团支部书记就不点名地批评我:“有些人为右派辩护,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坏作家的好作品。坏作家还有好作品吗?”这就是有关丁玲的故事。这就是一个。
于:就是说,已经用了很多的艺术了。
王和于(同时说):还是不行。
王:你根本跟他讲不通啊。他又不管你王燎荧是谁,也不管你《文学评论》是谁,他就是一句话,坏作家哪能有好作品啊。王蒙……
于:您看,您这回忆起来多好啊。就这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写下来……
王:说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时候是初中,初中生,那时候还有点儿热情呢。但是后来开始批判《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判教条主义。当时还有一个相声是《买猴儿》,也是受到批判的。我就为这两个喊冤叫屈,强调不能认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投到了《人民日报》,可是没有发表。没有发表才救了我,要是发表了以后,紧接着我就是小右派了。
于:那是。所以呀,您就把这关渡过去了——您知道,王老师,我读过您写杨什么升——北师大您那位副导师——的文章。
王:杨占升。
于:对,杨占升。您回忆他回忆得多好!就是您回忆一个人,就构成一篇文章。您把您这一生截至目前,75年,回忆一下,那就是一部大书。
王:可是,你想过没想过我身边这些人,一个一个的……
于:没关系。您不要去想他们,因为大家都是要作古的。但是您得给历史留下一个文本。王老师,您这个特别关键。留吧,写,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
王:说到想法,其实吧,我也想过这个。三年以前,有人就跟我约过稿,叫我谈谈我自己的学术经历。
于:对呀。就从学术的角度谈嘛。
王:但却一直拖了下去。我觉得现在中国来说,愿意写的人太多了,我这个,嘿嘿……
于:没有啊,其实值得一读的很少。您就从学术的角度去写。然后带上生活,带上您这个经历。您很有典型性,王老师。
王:呵呵呵……
于:真的。
王:以后再考虑。
于:不要考虑,您到了必须写的时候了。否则历史会后悔的。想一想,王老师!因为我觉得谢老师写不写,倒也真的无所谓。他是个诗人,他这一生就是一首诗——他一直在写诗嘛,后来他搞诗评,他也是以一个诗人的角度来弄。那么,他这个人生本身就这么燃烧着。
可是王老师,您本身就是标准的学术人格,所以呢,您来……比方说,我看洪子诚老师这几年写的东西,我就觉得洪老师后来那个路子很好。他退下来之后,他就开始回忆,他不仅仅回忆比他老的,跟他一辈儿的,他也回忆比他小的——像黄子平,他就写得很有意思。后来呢,他突然就打住了。我那天问他:“洪老师,您为什么不接着写了?”他说:“我怕雷同。”他说:“写这么些我就觉得是一个固定的风格,我得警惕,我就得停一停。”他怕他每一篇写得都跟这个一样,类似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想吧。
王:他回忆的事都不一样。
于:对,对,不可能是一个风格。王老师写的文章一定带着王老师的味道。包括您回忆,您都在思辨。所以我特别想看您的东西。我认为,王老师您一定要写。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说,您不写,某一天您就写不动了。等您想写的时候,已经没有精神提笔了。所以,现在一定要写。
王:我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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