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的日本观是前人研究的重点，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戴季陶的《日本论》，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所写日本论的三白眉之一，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诩为其中最好的一本。问世以来，已有多种日文译本。但是，在国人内部的反应却差若天渊。出版之始，在国民党上层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中还博得一些好评，很快就随着戴季陶处理“9·18”事变时的妥协退让，而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民众所弃置。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许介麟教授撰写《近代日本论》时，还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三美国赖谢和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13]他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对戴著的高度评价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戴季陶在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解，进而找出其论点与林房雄、赖谢和等人的内在联系，揭示他们所以受到好评的社会政治原因。
对这一聚讼纷纭的论题很难做盖棺论定的评判，从文集编辑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提出意见，或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戴季陶的《日本论》至少有两重蕴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国的特殊人物对日本的独特认识；其二，从中日关系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即认识对象是日本，传播对象却是国人。因此，既不能单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度来评估，也不能视为“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更不能静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论》所表达的戴季陶的对日观。
对戴季陶《日本论》的分歧看似对立，仔细体察，认识方法如出一辙，即都将《日本论》视为戴季陶对日观的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对日观形成、发展、变化的长期复杂过程，以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没有将《日本论》置于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加以考察；都从一定的政治或理论立场出发，仅仅依据戴季陶的一两种相关著述阐述和发扬各自的观点，忽视了《日本论》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背景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结果，围绕《日本论》而展开的争议，实际上成为各种观念分歧的延续，对《日本论》的解读和认识深化，反而没有多少作用。
戴季陶的《日本论》，是由1919年8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增补改写而成，两文相较，行文与结构，《日本论》几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观》，前14节只是略有增补，15节至24节则为后来加写。而《我的日本观》又是对1917年至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的补充。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讲法，后者“是关于日本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侧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来的亲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观》则着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日本进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冲突点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观》两篇文章，自信把这个问题的根底已经解析了许多。并且在那两篇文章上，把‘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自信也加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14]由于目的各异，《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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