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篇文字，深浅不同，各有侧重，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戴季陶1902年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04年曾在川北中学为日本教习小西三七担任理科教学翻译，次年东渡日本。“那时留学生说日语能够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人的留学生，同学中不过三数人，季公尤称第一。”连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东京麴町区松滨馆主人对他也甚为佩服欢迎。[15]胡汉民说，据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讲，戴季陶的日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好。[16]留学期间，戴季陶不大参与政治活动，学习则非常认真。他之所以较少从事政治活动，原因之一，是觉得热衷于政治的人中不少见解浅薄，品性浮躁。由于修习政法专业，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设自然比较关注，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加上他与一些韩国侨民及流亡者关系密切，更加注意日本的动向。到上海任记者后，日本及相关问题就成为戴季陶笔锋所向的重点之一。目前已经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1000篇文字中，专论日本问题的长文31篇，短评32篇，附带论及的41篇。除了《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我的日本观》外，要全面探讨其对日观的形成发展，至少下列各文应当参考：
《中外日报》2篇：《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日本文学之鳞爪》。
《天铎报》3篇：《片片的日本文学观》《日本海军之新活动》《日英美之新军国观》。
《民权报》9篇：《今日之外交界》《公道与人道》《刑罚与人道》《瓜分之实现》《四十五年之日本》《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日本内阁辞职观》《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
《民国》杂志1篇：《欧罗巴大同盟论》。
《星期评论》1篇：《东亚永久和平策》。
《建设》杂志1篇：《世界战争与中国》。
《黑潮》1篇：《日本问题之过去与将来》。
《民国日报》4篇：《告日本国民书》《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日本会发生革命吗》《对日本游历学生的讲演》。
此外，短评和附论中，也不乏精彩见解。如1911年3月12日《天铎报》所刊《排外与亲外》一文论道：“排外者，手段也，政策也，利害关系也；亲外者，事实也，人情也，世界之趋势也。吾国之国民，既不能不人人有排外之能力，亦不能不人人有亲外之思想。唯能排外，然后可作强国民，唯能亲外，然后可作大国民。”这庶几可为理解戴季陶对日观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关键。
1920年以后，戴季陶仍不断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除文存各编收录之外，如出版于1925年的《日本革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及《日本论》发表前后撰写的《东方形势之日本与中国》《反对日本暴力压迫与中国国民自强的基本工作》《日本之对华政策与其政治组织》等重要文章，其中谈到认识日本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他说：
假使我们要问，日本自有史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国家是向着那一条路走的，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说，日本现在所走的向前进的路，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来源的途径。我们明白了日本所走的这一条路子，然后才知道日本对外的政策的根据，然后才晓得日本对于中国传统的政策的由来。明白这一个道理，其次就可以研究日本现在整个的政治组织是怎样，以及政治上存在的中心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这么去考察，然后才能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形。
即使在《日本论》问世之后，戴季陶对日本的观察也没有就此停止。1940年，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购买1936年以后有关日本问题的各种年鉴、月刊、人事出版物、法令大全、条约汇纂等书刊，声称早想着手研究，只是“不欲因买敌国之外汇而中止”，“今年此种研究，已不容再缓”。[17]可见他随时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修改、充实具体的观念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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