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变动而外，还要考虑戴季陶就日本问题发表意见的背景、动机、对象、目的等各种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随着条件的变更，表达的重点和方式，也会相应有所改变。如戴季陶从来认为日本及中日关系与列强及东亚全局密切相关，必须了解他对各方面相关问题的态度主张，才能准确认识其对日观。此外，应当特别注意，不要将别人的评论与戴季陶的对日观相混淆，作为分析与评价的依据。
戴季陶曾向胡汉民征询其对《我的日本观》一文的看法，后者认为文字尚佳，但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戴季陶佩服此评语“一语道破”。他写《日本论》，就是想“改正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全以平心静气的研究”。胡汉民读后掩卷叹服道：“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是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18]
然而，这种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应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姑不论各方意见的是非正误，应当看到，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静客观的学者，又是民族的法统代表和国民党对日国策的决策人，其身份矛盾决定了他的态度必然因时因地而异。就前两种身份而论，戴季陶的观点大体不错。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必然性，断定政府的更替不可能改变或扭转基本趋势，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对此，迄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或肯定，一方面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基本学术流派长期矛盾的延伸，另一方面是近代国际政治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变形。世界主义的西方中心色彩与民族自决的有限适用性，至今仍然令学人和政治家们感到困扰，原因在于二者都不是真正客观、公正、彻底的价值标准与评判法则，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主观表现。包括现代化在内的各种解释东亚后发展社会的理论，都是各执一端或左右摆动，即使剔除意识形态的分歧，认识仍然难免相歧相悖。
19世纪后，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日益失落。面对迅速崛起的日本，中国人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由甲午战争前的普遍漠视，到甲午、庚子之间充满情感拒斥与理智接纳的矛盾，学习与抵拒成为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庚子以后，演化成排日与亲日的对立倾向。新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面学习模仿明治维新的产物，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界更派遣大批游历官绅前往考察借鉴。为了适应这一潮流，曾编辑出版过许多有关明治维新历史的书籍，将日本革新变政的内容步骤顺序编排，各部门各层面的游历官绅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引进、吸收。整个新政的内容、步骤、方式，从宪法大纲到各种体制的编制，调查的进行，事业的开展，从朝廷变政到地方创新，至少形式上是明治维新的翻版或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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