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后，一方面中国改变了单纯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较参照先进各国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争霸大陆的野心，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戴季陶试图综合排日与亲日两种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颇，但当他将这种态度运用于制定对日政策时，却助长了对日妥协。以戴季陶的某些言论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认识与估价，都是简单化的曲解。戴季陶对日观的症结，在于他面对日本的武力进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对外妥协，纵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这虽然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并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赞同，却遭到其他党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反对。作为对日国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难辞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曾将解决“9·18”事变的原委过程概括记录，为自己的行为决策留一说辞。将戴季陶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及其与日本有关的活动联系全部汇集起来，按时序或者分类编排，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对日观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与日本各界的交往联系以及与中国对日决策相关人士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分析其对日观，当有更加深刻而贴切的认识。
[1] 欧美学术也有其新趋与正统，犹如艺术领域的先锋与主流，前者虽然带来活力，但要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并最终影响主流。近代中国学人易为前者的新奇所惑，而难以掌握后者的厚重。如果没有本位的基础，势必多变而不实。
[2] 《祝〈晨报〉周岁》，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册，34页，台北，1959。
[3]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246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1967。
[4]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序言》。
[5]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编例》。
[6]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序言》。
[7]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6页。台湾另有《天仇文集》单行本再版。
[8] 《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9] 《到湖州后的感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553页。
[10] 《五十初度录云巢先生赠序铭座右附志》，1940年1月16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284页。
[11] 《宋子文先生五旬晋二寿序》，1945年12月，《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册，1444页。
[12] 谢键：《戴季陶先生文存·序言》。
[13] 《近代日本论·序论》。该书1979年用日文出版，1987年出版中文本。大陆以台湾原版丛书总目《谁最了解日本》为题，1989年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4] 戴季陶：《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日。
[15] 谢键：《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290页。
[16] 《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
[17]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册，377～378页。
[18] 《日本论·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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