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期，彭泽周根据日本学者发现的犬养毅致陆实的4封信，撰写了《犬养毅与中山先生》一文。[8]后来吴相湘所撰《国父传记新史料》，又附录了孙中山致犬养毅一封信的影印件。[9]编辑过程中，发现两位学者对这几封信的时间的判断不尽吻合。吴文所附孙中山原函署期为“十月十八日”，无年份，作者判定为1897年，即孙中山自伦敦回到日本，又由横滨移居东京不久。《孙中山全集》即取此说。仅从是函内容看，似无不可。不过，犬养毅接到是函的次日，曾经致函陆实道：“想孙逸仙所陈之事，请见附函。所谈之事已粗有眉目。向孙所陈之事，务请吾兄竭力协助，除麻溪（按即神鞭知常）、孙外，弟亦参加共商此事。资金可由友人中设法之。孙之约会内容在附函已大略谈到。”并将孙的来函附上。三天后，犬养毅又函告陆实：“关于孙逸仙之事，刻下已与彼磋商，以千元左右即可出发前往。孙之期盼吾兄鼎力以助之。”彭泽周据以断定为1902年10月，所谈之事为赴越南与法国印支当局接洽。两说相较，当以彭文的判断更为合理。
1897年8月，孙中山回到日本，原想由西南边境潜入内地，再次发动起义。他将计划告知宫崎寅藏，由后者转告其他日本人士。犬养毅、尾崎行雄和小村寿太郎等人商议后，认为“远入内地非得策”，要他暂住东京，伺机而动，因此孙中山放弃了原来的设想。孙的其他各次出行，1901年4月至6月以及1903年9月两度赴檀香山，月份不符。剩下的只有1902年的越南之行，因为总督韬美函召，孙中山早欲前往，苦于经费无着，一直未能成行，故请犬养毅等人帮助。犬养毅函中提到的神鞭知常，与孙中山结识也在1897年以后。可见此函以挪至1902年为宜。
彭泽周对犬养毅致陆实第一封信的时间判断，则有问题。是函主要不是讲孙中山的事，其中提到“孙逸仙之日本名为中山樵，现居横滨外人居留地法国邮船公司黎炳（焕）墀处”，署期为“念七夕”。彭泽周根据《国父年谱》误引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认为孙中山1897年8月29日迁居黎焕墀处，9月27日与宫崎寅藏、平山周访晤犬养毅，更由此推论“中山樵”一名的由来，与平山周的回忆不相吻合。此节关键，在于孙中山与黎焕墀的关系。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和孙中山1900年10月23日致菅原传函，黎住址为横滨海岸九番地佛国邮船会社。而孙中山1897年到日本后，先住在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百十九番陈少白处，后移居东京。1898年8月又从东京迁回横滨，在一百三十七番地小住，于8月29日迁入一百二十一番地温炳臣家。此后，孙中山每到横滨均在温家住宿。彭泽周所译犬养毅函，很可能是把通信地址误认为住所了。
如果这一推论无误，那么是函的写作时间不会是1897年。孙中山在1897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时开列的地址是“百十九服部二郎方”即陈少白家，以后写信给香港辅政司洛克哈特，地址为“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目前所见资料，孙中山最早以黎焕墀处为通信地址是在1900年10月[10]，与冯自由所记“庚子后孙总理常假其（按指黎焕墀）寓所为通讯机关”相符。[11]而且孙中山是在“每次漫游欧美南洋”时，才托黎焕墀收寄书函。[12]1898年、1899年两年内，孙中山一直未离开日本，似无必要另外设置通讯处。
至于第二函，彭泽周的判断基本准确。函中提到平山周与孙中山同寓，另有王、陈二人，亦系广东革命党，其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按月送上等，确是1898年2月的事。不过，此函署期“二月三日”，据日本外务省档案，陈少白1月20日由台湾返回横滨，2月17日，与香港来的王质甫一同迁往东京牛込区鹤卷町四十番地孙中山寓所[13]，具体时间仍有所差异。
3.与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初识的时间。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pdf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桑兵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的关系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