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北上，使得李、孙合作实行两广独立的计划流产，革命党人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7月20日，孙中山乘“佐渡丸”离开香港之前，在船上召集全体随行人员举行会议，决定了有关起义的组织和军事方略，决心无论如何要举事，并派代表将此决定通知卜力。以防止中国南方发生暴乱影响西方在华人士生命财产为决策依据的港英政府，对任何力量、任何形式的武装起义均不赞同，认为这样会引起对外国人的攻击，招致列强干涉，从而威胁英国在华南的独占地位。也许是了解到革命党发动起义的坚定性无法改变，卜力向孙中山的代理人提出了一项替代性建议，即“起草一份有许多人签名的送给列强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且说明，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会使列强感到为难的任何行动，希望在做出最后安排时，他们的要求，将在没有生命财产损失，以及必然伴随武装起义而来的普遍混乱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和承认”。[17]卜力这一建议的目的，已经不是劝阻起义，而是希望孙中山事先向列强表明态度，以免起义后的骚乱使列强借口出兵，妨碍英国在华南的地位。
根据谢缵泰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何启会见卜力的日期应是7月20日或21日，因为孙中山离港时，只是讨论了起义计划，而未涉及请愿书。像史扶邻教授描绘的那样，何启将计划通告卜力，后者不赞成武装暴动，建议他们起草一份致列强的请愿书，以避免届时引起国际干涉。卜力的答复留给何启的印象是，港督“支持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7月21日，他将这一信息带给兴中会驻港负责人，显然得到后者的同意，起草请愿书的工作很快着手进行。8月1日，何启在《德臣西报》上发表文章，谢缵泰称：“该文是以我们的政治纲领为依据的。”8月2日，谢缵泰又与何启“讨论了我们的纲领和向列强呼吁的措辞”。[18]所说的政治纲领和向列强呼吁书，应当就是上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
关于上述文件的起草人，陈少白说是何启用英文起草，冯自由则称由陈少白召集会员研究后用中文起草，然后由何启、杨衢云、谢缵泰等人译成英文。[19]史扶邻教授认为，何启毫无疑问是该声明的作者，因为其中包含有他一贯提出的建议。从谢缵泰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有关记载看，何启、谢缵泰等人都参加了函稿的拟定，但这只是指起草以及重要原则的协商而言。目前所见致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应不仅仅反映何启个人的意愿。据史扶邻教授的研究，9月24日卜力呈报给英国殖民大臣另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包括中文原件和英文译文，将两份请愿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几点差别：
1.前者上书对象为港督，请英国将所拟平治章程六则转商列强各国，后者则请求联军强制在中国进行改革。
2.前者提出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后者则首先请求让光绪复位，如其不愿，则挑选一位总督处理国家事务，新政府实行类似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
3.后一请愿书未署名，呈递者害怕自己的亲友祖坟遭到报复，要求各通商口岸的领事保证各界人士的安全，然后才能在类似的请愿书上签名。该请愿书批评康、梁维新派向保守派复仇比对实行改革更有兴趣，因此史扶邻教授推测可能是孙中山一派试图遵照卜力建议所写的请愿书。不过，这份请愿书更有可能反映以何启为代表的一些香港改革人士的意见。何启在《德臣西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曾建议保留光绪皇帝，并赞同把该计划作为向联军推荐的方针。[20]何启另外上书，应是为了全面表述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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