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拟定的过程看，7月24日作为签署日期的可能性显然极低。这一天孙中山刚好由香港返抵神户，他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于7月20日乘“佐渡丸”离开香港，航行期间别无他人伴随[21]，孙中山不可能代拟文件，也不可能于归抵日本的当天就接到香港寄来的有关文件，并且领衔签署。
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拟定后，经过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兴中会领导层的慎重审阅，至于是否正式提交港英当局，则大有疑问。1900年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突然离日赴沪，关于此事，日本外务省档案有两则对于论证上书港督和平治章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报告。其一，明治三十三年8月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57号：
为与孙中山见面而等候在门司的平山周，上午7点钟上船与孙中山会谈了30分钟，其谈话用英语，且声音极低，听不清楚，就清国革命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可确定谈话中有下列各项：一、迁都至某地；一、公布地方自治；一、改革学制；一、为维护国家主权，给各国公使以参赞之权。平山周对为维护主权而给各国公使以参赞之权一事持异议。
其二，明治三十三年9月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74号：
日前孙逸仙潜处香港之际，曾与香港总督密议，所图稍成熟，即刻返回我国。后港督有通告前来，略谓密商之事，当可接受（平山周称可能是英国的策略）。孙的同志已将各事项草成一纸建议，拟提交香港总督。其事项如下：一、迁都至中心地带，上海或汉口；二、公布自治制，中央政府征求各国公使对施政的意见，地方应征求各国领事对自治的意见；三公平刑政；四、废除科举，作专门之学。平山周此次到长崎，因第二项征求各国公使意见，将导致丧失独立，故商议取消。孙抵上海后，将通过英国领事与港督商议，此次采取召开国际谈判的办法，以达到目的云云。
这两份报告给上书的时间和平治章程的内容提供了新的信息。首先，与目前所见平治章程不同，条款由六则减为四则，缺第三项公权利与天下和第四项增添文武官俸。其原因可能是日本侦探未听清全部谈话内容，报告有所遗漏，或由于日方劝阻等其他因素，而取消了其中的两条。因此，一般所见平治章程的版本很可能只是拟定的底本，而不是最后呈递的文件。其次，上述资料表明，直到8月下旬，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仍未正式呈递。据谢缵泰的记述，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最早在8月上旬完成草拟，然后寄或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审阅、修改、签署。9月以前，这一文件尚未交给英国有关方面。
向英国正式提交平治章程，必然引起日本有关各方的不满，主要还是依靠日本的孙中山因此有所顾忌，迟迟没有送交英方。同时孙中山眼光不是局限于华南一隅，他对长江流域的大举计划也有所寄望，不能仅仅考虑英国的态度。8月中旬，华北局势骤变，联军相继攻陷津、京，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鉴于“必将谈判媾和，华南独立最终不能实现，且改革后的善后工作也颇费周章”，感到“达到希望的时机显然尚未到来。当前应以扩张势力为主”，态度明显改变，除宫崎寅藏“继续支持孙文，以达彼此素志”外[22]，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将关注中心转向北方，田中侍郎、铃木力等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反对言论，指责孙中山现在起事为无谋之举，对东亚或日本不利，柴田麟次郎等人主张调查后再定方针。另据内田良平称，一直资助孙中山的平冈浩太郎也略失锐气，犬养毅则袖手旁观，他们觉得孙中山在国内缺少实力，又不能与康有为通力合作，成功无望。[23]负责起义筹备事宜的近藤五郎和福本诚突然从香港撤回，而活动经费却被这些浪人消耗殆尽，受到追究的福本诚一气之下向传媒披露孙中山的计划。面对日本人士的临阵动摇和内讧，孙中山大失所望，宣布停止行动，解散人员，自己亲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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