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冒险归国，目的不止一端，目前所知，至少有三重：其一，与北上途中滞留上海的李鸿章及刘学询继续接洽两广独立事宜。其二，应梁启超之约，准备相机赴汉口参加中原大举。[24]其三，鉴于日本朝野对自己的态度渐趋冷淡，转向其他途径寻求外援，利用前此与港督的联系，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与英方洽谈，内容之一，当是呈递致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孙中山离日赴沪前曾经表示：“在此之前希望依靠日本人实现宿志，但最终不可，只得离开日本，决定依靠别国。”[25]“我的归国一事，将会得到日本领事和另一国领事的间接保护。”[26]所谓“别国”、“另一国”即指英国。孙中山此行“预先商定告知英国驻沪领事关于孙的归清”。8月29日孙中山到沪后，的确与英国领事有过接触。“翌日夜，孙上岸与英领事秘密会晤，并视察当地情形。”[27]
不过，港督卜力从未承认过收到上书和平治章程，更未将它转送伦敦。其可能性有二：一是孙中山通过英国驻沪领事转交，而后者既未交到卜力手中，亦未上报英国政府。二是由于日本人士的劝阻，加上抵沪之际国内政局急剧变化，自立军起义失败波及上海，清政府严密搜捕孙、康两派，英国领事劝告有关人员赶紧逃走，以避风头。而且英国政府的态度与港英当局明显有别，英国驻沪领事对于孙中山的反应不会积极，所以孙中山未将有关文件呈上。目前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史扶邻教授等人在英国档案中搜寻多年，迄未发现踪迹，亦可旁证。
联英不成，孙中山转而与刘学询继续商讨联李合作事宜。其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依然在上海观望风头，对清廷的离心倾向有增无减。孙、刘会谈的结果，议定“车驾回京”和“车驾西迁”两套办法，后者即以武力攻占广东，成立政府，由刘学询请李鸿章出面担任主政，并设法联合或胁迫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28]值得注意的是，刘学询自称其会谈时“频频忠告孙，他的企图不合时宜，劝其暂时设法停止。李鸿章奏请皇帝、皇太后两陛下无论如何必须返京，但至今尚未批准。至于计划拥李经芳在广东自立，到时率同志会合，孙亦答应。”[29]将广东独立与孙中山的其他企图区分开来，赞成广东独立而反对其他办法。
孙中山此次上海之行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英国驻沪领事转交致列强的呼吁书和提出平治章程，以及相机参与中原大举，与刘学询继续接洽广东独立事还在其次，而前两件事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卜力建议孙中山提出呼吁书和平治章程，本意是企图阻止革命党和保皇会同时在广东发动起义，希望孙中山以请愿方式要求列强帮助中国实行改革。因此，上书的直接对象虽然是港督，影响的目标却是全体列强，即“恳贵国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除去祸根，聿昭新治”。所以平治章程的内容是关于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30]史扶邻教授推断：“孙中山的集团可能已在考虑推迟计划中的惠州起义，希望依靠入侵北方的军队取得政权。”[31]这显然是不了解孙中山的全部计划及其行动的一贯准则。孙中山虽然千方百计地谋求外力的支持，但从不指望单纯依赖外援实现变革的目标。
对此戊戌政变后一直鼓动外强救上复辟的保皇派也有一定程度的共识。1900年6月康有为致函唐才常，表示请英兵救上南迁固大佳妙事，但四面皆借洋兵，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吾甚忧之”。他主张“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我若无军，亦不可不从权为此。今吾南北之师已集，正宜借此作威，以著吾新党之力，然后外交可图，而内奸知畏。”[32]
将孙中山赴沪的两个主要目的联系起来，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孙中山赞成和支持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并不仅仅是以惠州起义响应自立军，而是兴中会直接参与自立军的组织和起义。自立军依靠的会党，正是参加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林圭等人作为联络机关设于汉口的义群公司，则奉孙中山为首，毕永年、容星桥、王质甫等人参与自立军，也是孙中山和兴中会的组织决议和安排。在孙中山看来，自立军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党合作的产物。他接受梁启超借勤王以兴民政的谋略，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大举使用勤王旗号，还在广东积极争取保皇会的合作，平治章程的内容，反映了这些策略性变化。此外，平治章程提议迁都汉口或南京，正是长江大举计划的两个中心城市。由此可见，上书和平治章程较原来设想有所变更：1.地域由广东或两广扩展到长江流域和全国；2.内容适应勤王旗号；3.对象由港英当局或英国扩大到全体列强；4.依靠者由兴中会一家转向各派联合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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