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一改变与三时期领导者的变更密切相关。孙中山原来以军政府作为三时期的政治领导，而军政府的成分，除革命党人外，尚有不少草莽英雄，加之前此革命党的组织不够严密，不少人怀抱帝王之志，必须用约法的形式加以限制。“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鉴于“党员于破坏成功之后，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从领袖之主张，纵能以革命党而统一中国，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设，其效果不过以新官僚而代旧官僚而已”。[44]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他为该党规定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希望以此保证加入者都是道德理想高尚的优秀分子，由这样一个值得信赖的党掌握政权，其责任就是训导人民，培养民众的共和国民之资格。用他自己对吴稚晖的解释说：
破坏之后便须建设，而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位，指导而提携之，否则颠坠如往者之失败矣。革命党人未必皆有政治之才能，而比较上可信为热心爱护民国者。革命党以外未必无长才之士，而可信其爱护民国必不如革命党，则国本未甚巩固之时期，后彼而先此，其庶几无反复捣乱之虞，至于宪政既成，则举而还之齐民。[45]
这样，至少从主观愿望看，孙中山的“训政”仍是对实现共和制的积极进取。
当时中国复辟帝制的呼声甚嚣尘上，形成一股浑浊的逆流。而一些革命党人一方面认为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实行直接民权；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担负教育人民的责任。孙中山重视革命程序论，既想解决人民程度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反对党内外借口人民程度不足阻挠实行直接民权，推动真共和的实现。“本来政治主权是在人民，我们怎么好包揽去作呢？其实，我们革命就是要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来作。这种办法，事实上不得不然。”民国成立数年，一般人民仍不懂共和的真趣，还需要再革命，“不单是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政治，还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所以叫‘训政’”。[46]实行“训政”，就是要革命党人切实负起教育督导的责任，“革命志士自负为先知先觉者，即新进国民之父兄，有训导之责任者也。乃有以国民程度太低，不能行直接民权为言，而又不欲训练之以行其权，是真可怪之甚也”。所以他后来驳斥反对“训政”的意见时说：“今之所谓志士党人、官僚政客者将欲何为？既不甘为诸葛亮、文天祥之鞠躬尽瘁，以事其主，又不肯为伊尹、周公之训政以辅其君，则其势必至大者为王莽、曹操、袁世凯之僭夺，而小者则图私害民为国之贼也。”
改“约法”为“训政”，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立场有所倒退。他认为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坚信“民国之主人，今日虽幼稚，然民国之名有一日之存在，则顾名思义，自觉者必日多，而自由平等之思想亦必日进，则民权之发达终不可抑遏”。[47]他要李宗黄等人注意考察日本富强基础的地方自治，认为其“官气很重，是不合乎吾党民权主义全民政治的要求；但他们的某种精神和方法，在训政时期却很可参考”。[48]从中可见孙中山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权衡把握。所以他对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其以元勋公民自号的吴稚晖说：“吾人亦本素所怀抱平等自由之主义，行权于建设之初期，为公乎？为私乎？以待天下后世之论定可耳。”[49]而且，“约法”易名为“训政”，宗旨并未改变，“专制余毒，涤除净尽，国民权利，完全确实”，这是训政一身而二任的双重任务，经此则可以防止“政客之播弄与军人之横行”。[50]虽然这一时期没有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借〉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51]
由此可见，“训政”就是由革命党训导人民去反对官僚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粉碎其复辟阴谋，同时反对假共和真专制，争取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权，这在当时仍然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况且，此后孙中山的一系列著作言论表明，他始终没有放弃地方自治与中央相互制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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