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贵州省。1902年前后，自称奉孙中山兴中会派遣的黄士诚携会党文书《海底》到贵州，组织同济公，宣扬“反清复明”。“同济公”曾试图响应“云南河口起义”（1905年）。[18]后来，同济公加入张白麟组织的立宪团体自治学社。[19]在贵州立宪政治团体里，时人谓“宪政多贵绅、自治多寒士”[20]。自治学社成立后，向社会下层发展成员，据胡寿山回忆称，自治学社各分社里“包括了极大数目的哥老会成员”，其中至少有19个分社里有哥老会成员参加，除劳动者和游民外，还有举人、秀才、留学生和谘议员等。[21]自治学社吸收哥老会成员加入，说明哥老会并非一般所说的反体制的社会组织。同样情形在军队里也存在。贵州新军有两标，一标在保路同志军起义后被调往四川，另一标中只有第二营驻守贵阳，所谓新军起义指的是第二营。阎崇阶等回忆说：新军头目（班长）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袍哥阶级”。[22]陆军小学学生阎崇阶、刘革园和席正铭等在校内秘密结拜为兄弟，传递、讨论“排满”思想，结成“历史研究会”。其时，陆军小学和新军之间存有嫌隙，曾发生群斗，为了缓和关系，建立共识，席正铭、阎崇阶、刘革园等于1908年春建立皇汉公，利用“拜把子、结金兰”方式互相串连，使得皇汉公（1909年春改名为汇英公）在军校、新军乃至社会上有了一定力量。[23]11月4日，当贵阳陆军小学和新军第一标第二营率先发难时，谘议局里的两个主要政治派别“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乘机联手逼迫巡抚沈瑜庆交权，贵州宣布独立。[24]
最后看四川省。武昌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关系密切。武昌起义后，御史赵熙上奏要求杀四川总督赵尔丰：“鄂事踵川事而起，天下应之，是川乱者鄂乱之本。”[25]1911年5月，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激发了南方诸省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从收回利权阶段发展为波及全川的群众性保路风潮”[26]。6月中旬，四川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策划成立保路同志会，继而由四川铁路公司宣布该会的成立，各州县同志会纷纷出现。同志会是得到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批准的合法组织，哥老会成员在其中十分活跃，据记载：“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27]“每次开会，旁听居十之八九，而哥老会与余蛮子余党亦均窜入，大乱在此。”[28]余蛮子即四川大足反基督事件首领余栋臣。这是清朝方面对同志会的观察。而从四川地方志看，同志会俨如哥老会：“同志会，哥老也。哥老也，而何以曰同志会？因起而应保路同志会也。”[29]9月5日，出自同盟会会员之手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将中央与地方、官与民紧张关系推向极致。[30]9月7日，川督赵尔丰借口立宪派“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逮捕蒲殿俊、罗纶等，镇压赴总督府请愿民众，酿成“成都血案”。[31]这激起同志会/哥老会的抗争，以同志军为名目的民间武装纷纷出现，四川社会陷入更大乱境。11月27日，赵被迫释放蒲、罗等，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及至“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四川总督权力迅速崩溃。需要强调的是，同志军起义推动了四川省的独立，但同志军自身未必有革命的政治意图。从9月8日到11月21日，在哥老会同志军与清军对战之地，几乎没有一处宣布独立。有人称同志军“以为保路之举，所仇者赵尔丰，所救者蒲、罗诸人，而反对排满，逐杀官吏，以此龃龉”[32]。即凝聚同志军的共识在保路和仇恨赵尔丰，而非驱杀官吏，这不无道理。
从以上四省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在湖南省独立期间，会党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陕西省，虽然哥老会首领的赞同有助于新军起义，但哥老会的影响与其说在独立前，不如说在独立后。在第三个贵州省的个案中，立宪团体自治学社借助哥老会的人际关系网扩大力量，这种哥老会关系网在军队里也普遍存在，作为组织的哥老会与贵州省的独立没有直接关系。在第四个著名的保路运动个案中，四川省保路同志军无疑借助了哥老会的聚合方式，在四川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可以说哥老会起到了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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