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述,在流行的解释中,把情与采并列起来,认为刘勰是讲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辩证关系。本文不想沿着这种研究思路走下去,想换一种研究方法,将从“情”到“采”的过程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来研究。即“情”的产生有一个过程,从“情”呼唤“采”,并赋予以“采”也是一个过程。从这种动态的过程分析中,也许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我认为,刘勰本篇的最大贡献,是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形成文学创作的机制。
刘勰针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文胜质衰”和“繁采寡情”的流弊,在本篇强调“为情而造文”,强调“述志为本”,反对“为文而造情”,反对“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提出了“情者文之经”的审美论。这是本篇主旨所在。“情者文之经”这一判断,标志中国诗学从诗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教化论到审美论的转变。这在上面已经做了阐述。但是“情”从何而来呢?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刘勰认为诗情最深的根源是人的“本色”,归根结底是从人的自然情性中来的。刘勰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意思是说,粉黛只可用来美化容貌,而顾盼生色来自美女自身的丰姿;辞藻可以润饰言辞,而言辞的美丽却来自人的本来的性情。换句话说,如果女子本身不够美丽的话,那么无论如何“顾盼”也是不会“生色”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人的“情性”本身没有内涵,不够丰厚、不够活跃、不够真实,那么无论如何得能说会道,他的语言也不会有美丽的文采的。刘勰认为作者的情性的“本色”是最为重要的,就像那江河的水在潺潺的流动中,才会泛起美丽的波纹;又像那树木的根只有结实地扎入土地,才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刘勰进一步认为,文学的“情”就来源于作为本色的自然情性。刘勰说,“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研究体味《孝经》《老子》的话,就知道文章的华美或质朴依附于各人的性情)。诗的情感既然萌生于诗人从自己生命和生活中体味到的真实感情,那么只有“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只有从源头上分清泾渭的清浊,在驾驶时分清正路和邪路的方向,才可以驾驭文采)。是性情驾驭文采,不是文采驾驭性情。文学情感光靠文采是不能装饰出来的。总之,刘勰认为诗情源于人的本真的性情。创作要求真情,所谓“为情者要约而写真”。
但是,刘勰又充分认识到,不能把人的本真的性情等同于作品中的诗情。人的情感要经过转化,才能变为诗情。一般而言,人的自然的情感,只具有刺激人的性质,还不是可供人享受的诗的情感。例如,一个少女失恋,可能是很“美”的,是可以歌唱的。但在她失恋的那一刻,她痛不欲生,哪里会想到她的这一段情感经历,日后可以写成诗歌或散文呢?自然感情本身还不是诗、不是歌。即使是幸福的感情,当它还处于自然状态时,也不是文学。自然的感情要经过二度转换,才能变为“要约而写真”的诗情(艺术的感情),再进一步才能变成感动人的、可以供人享受的文学作品。
(一)“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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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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