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学习体会,刘勰《定势》篇所讲的“势”,是指语势,即《通变》篇所说的“文辞气力”之“势”。无论是哪一种“体”,首要的因素是语言文字,正是语言文字构成了“体”的基础,若没有语言文字,那么文章之“体”就不存在,怎么能讲到与“体”相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呢?从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所说的“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是不刊之鸿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刘勰讲“势”所提出的第一原理就是“即体成势”或“循体成势”,就是从文章之体的语言文字层面来规定“势”,那么这“势”就首先是一定的文章体裁所要求的语势。刘勰未给“势”下定义,他用了比喻,
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这就是说,对一个事物来说,“势”不是人为强加的,它是事物的本身运动的自然趋势。文章体裁与语言文字之势的关系也是如此。不同的文章体裁自然而然地要求与它匹配的语势,这语势,用现代的名词来称呼,也就是语体(style)[10]。叙述文一般不能用议论语体,也不能用抒情语体,只能用叙述语体,否则就不符合语势。反之,议论文、抒情文也一样。要是从古典文学的角度看,诗有各种体制,如古体、近体,近体又可分为四言体、五言体、七言体、杂言体等。小说也有各种体制,传奇、话本、章回小说等,抒情文也可分为散文体、骈文体等,这些不同的文学作品体制,在语言文字的长短,声律的安排,排行的样式等方面都有起码的规定,这就构成了不同的语体。这种不同的语体实际上因长短、对偶、声律等不同,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不同的语势。我们读律诗与读词,读散文与读韵文,读诗歌与读小说,就会感觉到那语体之势是不同的。刘勰生活的时代,他提出的六种语体之势: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艳,是与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连珠七辞相匹配的,是“其势也自转”,“其势也自安”,是“即体成势”或“循体成势”。总之,势的第一个定义是指体裁所要求的“语体”。这个说法,并不是从刘勰开始的,刘勰之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即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所谓的“四科不同”,就是说“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四种文类或体裁各有自己的语体,这语体就是这“四科”所要求的“雅”、“理”、“实”和“丽”。曹丕这一论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此前的论谈,很少专门从体裁的角度来规定语体,人们谈论的都是文类的思想内容,如前面谈到儒家常论的“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总是宣扬儒家政教而强寓训勉。文类的意识淡薄,文类所规定的语体意识更淡薄。到曹操、曹丕父子,抑儒家政教而扬文学自身。鲁迅谈到曹丕也特别提到他的“诗赋欲丽”的意义,他说:“曹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眼光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11]鲁迅这个评价很独特也很有分量。陆机接着曹丕,在《文赋》中对此有进一步发展,他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里陆机把当时的主要文章类别或体裁分为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对这十类体裁的题材都有大致的要求,又根据不同体裁的题材特点,提出不同体裁的语体规范。显然,刘勰的《定势》篇是接着曹丕、陆机的说法而“接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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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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