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是,刘勰的“势”还有第二个含义,即作家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而形成的不同的语体之语势。刘勰在本篇中说:“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又说,“文家各有所慕”。这就是说,作为语体的“势”并不是被体裁规定死的,作家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气”,可以有自己的灵活性,奇与正虽反,但作家可以融会贯通,刚与柔相异,但作家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来加以运用,这种经过作家的创作个性过滤的语体,就是个人语体。
这样,“势”就有两重含义:
第一含义,势是相对稳定的,所谓“循体而成势”,这是体裁规定的规范语体,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语体。写作的时候,要“循体定势(语体)”,这是不能弄错的。你写的是诗赋,那么语体肯定与“清丽”有密切联系,即要遵守诗性语体的基本要求,离开或违背这种要求,就违背“循体成势”的原则。如果你写的是章、表、奏、议,那么从语体上就要求“典雅”,如果你在章、表、奏、议中不用“典雅”的语体,而用“清丽”语体,那就错了。这是刘勰“循体而成势”的第一个含义。
第二含义,势又是灵活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喜好自由选择。所以紧接着“循体而成势”,刘勰讲“随变而立功”。“随变而立功”,就是随作家自己的创作个性选择和自由发挥。这就是说作为个人语体的“势”,又是可以灵活变化的,不是不变的、刻板的。刘勰为了发挥他的“随变而立功”的观点,在本篇中引了桓谭、曹植等人的言论:“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刘勰所引都是为了强调第二含义的“势”是各人不同的,具有无穷变化的,是作者的创作个性的体现。这第二含义的“势”尤为重要,因为第一含义的“势”仅仅是某种文类所要求的相对稳定的语体,这种语体并没有艺术的意味,或艺术的意味很少。只有把“语体”升华为第二含义的“势”,那么这“势”就为一般语体转变为风格创造了条件,艺术的意味才得以发挥出来。所以这第二含义的“势”是不变中的变,“有定而又无定”,是形成风格的基本条件,是艺术性的体现,其层级在第一含义的“势”之上。这两者的关系应该是这样:语体(第一含义之“势”)是风格(第二含义之“势”)的基础,而风格(第二含义之“势”)则是语体(第一含义之“势”)的艺术性的升华。语体还没有体现出艺术性,而风格的形成则是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了。刘勰对第二含义的“势”的理想似乎是刘桢所说的“辞已尽而势有余”,但达到这种高度的“天下一人耳”,意思是很少很少。所谓“辞已尽而势有余”,就是说建立在语体上所形成的风格,有无穷无尽永远也说不完的艺术意味。
那么,刘勰为什么要专设一个《定势》篇呢?他提出基于语言文字基础上的“势”,在当时有何现实意义?这就是为了批评齐梁时期文坛上的“讹势”倾向。这一点,黄侃、刘永济等人都谈到了。如刘永济说:“齐梁之文,于字句之润饰务工,音律之谐和务切。于时作者,遂有颠倒文句以为新奇者,舍人所訾为‘讹势’也。例如江淹《别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本危心坠涕也。又《恨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本骨折心惊也。此例之外,复有增字、省字、换字之法……”[12]刘勰所处的时代,正是骈体文流行之时,作家在文学修辞上面,从文句、声律等各个方面不能不加以润饰,润饰过分,或文字晦涩难懂,或讹滥不通,这就要贻笑大方,用刘勰的话说就是“讹势”。《定势》篇讲解文家写作运用语言过程中,什么是“有定”的,什么是“无定”的,可以根据语体来创造,以求得艺术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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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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