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中说:“文体不单是指那种被狭隘化了的文类,也不单是指文学的风格,我们试图从更丰富的意义上来探讨它。我们大致上给文体这样一个界说,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的特独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两层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16]
我认为,文体包含由低到高三个层次,这就是体裁、语体和风格。体裁是文体的基础,它制约着作品的语言状态,语体则是作品实际的秩序和体式,即语言的长短、声韵的高低和排列的模式等,而风格则是作家创作个性和社会文化的体现。一定的体裁必须升华为语体和风格,作品才能获得艺术意味。
文体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其三层的关系如下图:
首先,人们根据表达不同感情的需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章体裁。六朝时期是文章体裁大发展的时期,各种新的文章体裁纷纷涌现出来。《文心雕龙》的文体部分提出了一百多种文章体裁,是当时文章体裁多样化的实际反映。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体裁的体制由于是历史形成的,一般是较稳定的,变化比较小,但也不是不变。其次是语体。语体首先是一定的体裁所要求的。最早把体裁和语体联系起来考虑的是《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的《诗大序》把六诗改为六义,这就是有名的“诗之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诗经》中三种不同的体裁,赋、比、兴是什么?后人说法不一。我的看法是,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方法,更具体说,是由不同的修辞手段所形成的不同语体。朱熹《楚辞集注》中说:“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朱熹从语言角度的解释最简明:赋—直陈其事,相当于现在的叙述语体;比—取物为比,以彼物喻此物,是明喻语体;兴—托物起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在它物与所咏之词之间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隐喻或象征,因此可以说是隐喻或象征语体。语体、语势作为体裁与风格之间的中介概念,其自觉成熟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前留下的资料主要是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语体就是语势,其中又分为“体裁语体”和“个人语体”。个人语体是语体中最为活跃、最为自由的因素,不同个性的作家,有不同的修养、喜好、趣味和艺术追求,就会有不同的语体。这种不同的语体可以说只要写文章的人都有的。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作风气派,说话的口气、语调,所掌握的常用词语,等等,都要在他的文章的语体中流露出来,不流露是不可能的。刘勰《定势》篇所要定的,就是“体裁语体”和“个人语体”。但这种语体还不是风格,似乎可以说是“准风格”。作家在自由创造的个人语体中,活跃着个人的内心生活,体现了作家的创造个性,它已逐渐趋近风格。但要等到语体完全成熟或发展到极致,这才是风格。换句话说,风格是某种语体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只有当语体发展到极致,文学的艺术意味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个人语体也可称为自由语体。自由语体是一个作家独一无二的创造,用刘勰的话说,它可以“随变而立功”,它是文体创造中的核心问题。清代学者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
格有品格之格,体格之格。体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迈。品高虽被绿蓑青笠,如立万仞之峰,俯视一切;品低即拖绅搢笏,趋走红尘,适足以夸耀乡闾而已。所以品格之格与体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语。[17]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话。按我的理解,他这里所说的体格的格,指按一定体裁所选择的一定的语体,即刘勰“势”之第一含义。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仅仅能达到按一定的体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语体的水平,而不能活用,乃至创造独特的语体,那么这就如同旧时官吏上朝,拖着长绅带,插着朝笏,混迹人世间,最多也只能在乡邻故里中夸耀而已。品格的格是指作家在遵守了“体格一定之章程”的同时,凭着自己的灵性和审美情趣,获得某种独特的语感、语调,创造出一种独具一格、具有艺术魅力的自由语体。这种自由语体似乎是作家在不经意间随手写出,却具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意味和韵调,具有极丰富的内涵,这就像一位虽是戴竹笠、披蓑衣者,却立于万仞之巅,能俯视一切。所以,品格高于体格,自由语体高于体裁语体。就像甲乙两个舞蹈家同跳一个舞,甲和乙操的是同一种舞蹈语言,他们的动作都合乎规范。甲虽然跳得很认真,也挑不出毛病,但她的舞姿给人一种费力感、僵硬感,没有魅力,不能引人入胜;乙则在动作符合规范的同时,跳得很自由,很活泼,她的一招一式,如同珠落玉盘,流传自如,变化神妙,一气灌注,诗情画意于舞姿中见出,令人惊叹不已。甲和乙都符合体裁的体格,乙高于甲的地方是乙具有独特的语感、语调、语势,即具有独特的格调,也就是刘勰《定势》篇中那种无定的“势”。跳舞如此,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被刘勰看成“随变而立功”的个人语体,或刘勰所说的“才性异区,文体繁诡”(《体性》)的那个“体”,或他所说的“言势殊也”的“势”,即第二含义的“势”,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充分表现,是整个文体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因如此,刘勰专列《定势》篇加以讨论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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