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问题。对于文学来说,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吗?就是直言吗?刘勰在《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在确定“赋”的铺陈特点的条件下,强调“赋”必须把“体物”与“写志”结合起来。“体物”要贴切地描写事物状貌,“写志”则要尽量抒发感情。离开感情的表现单纯讲“敷陈其事”,单纯讲“直言”,对于文学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因此,刘勰在《诠赋》篇突出提出了“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的思想。对于汉代以来那种文虽新而无情感之质的“赋”体,多有不满和批评。实际上“赋”是要把情感和与情感相关的事物直接说出来,即“直抒胸臆”。徐复观发展了刘勰的思想,他说:“把与内心感情有直接关联的事物说了出来,这即是所谓《诗经》上的赋。由赋所描写的‘情像’也是直接的情像。”[6]徐复观强调的是,“敷陈其事”不一定是诗,“直言”也不一定是诗,诗歌的“赋”在描写事物的时候,是夹带感情而来的。如《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里这个女子的形象和心理,都是她的思念之情的直接表现。所谓“表现”就是内心情感的外部的流露。一个女子,思念她所爱的男人,虽有打扮的“膏沐”,却无打扮的心思,她想,自己所爱的人在远方,迟迟不归,她为谁打扮呢?诗人把这情感直接外化为形象,这就是“赋”的方式。又如汉代古诗《步出城东门》:“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这里写在城的东门外,送别朋友回故乡去。在风雪弥漫中,作者看着一条空空****的通往远方的路,看着朋友的背影消逝在路的尽头,勾起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作者通过敷陈其事,把思乡之情化为景物。可以说,赋是情感的最直接的形象的抒写。徐复观在谈到赋体的《诗经·伯兮》时说:“它之所以成其为诗,是因在这里的事物,不是纯客观的、死的、冷冰冰的事物,而是读起来感到软软的、温温的,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在那里蠕动着的事物;这是赋的真正本色、本领。”[7]这个说法很精当。我们千万不可把“赋”看成是“赋比兴”中似乎是最没有价值的方式。实际上,赋的抒情方式,只要运用得好,也可以写出非常出色的作品。《伯兮》就是《诗经》中最富于艺术性的作品之一。《步出城东门》也是汉诗中的杰出之作。又如唐诗,大家都说是用“兴”的结果,说唐诗“兴象玲珑”。但我们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唐代诗人用“兴”比较少,用得最多的还是“赋”。例如,杜甫的诗。其中最为大家称道的《羌村三首》全部是“赋”,如第一首:“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除了“相对如梦寐”一句用了“比”,其他句子都是“敷陈其事直言之”,都是“赋”;但是在“敷陈其事”的同时,我们感受到一股浓烈之情。杜甫要表达的那种死里逃生后的侥幸之情,见到亲人后那种欢喜而又悲凄之情,亲人见到自己之后那种感到极大安慰但又恐再次失去之情,都渗透进见面的场景的敷陈描写中。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赋”,并不比“比”与“兴”的抒情功能少。
“赋”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把问题重点转入到对于“比兴”的理解。
“比”与“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吗?
“兴”仅仅是“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吗?我们先来看看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的观点: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比显兴隐。[8]
刘勰在这里提出“附理”和“起情”作为“比”与“兴”的区别,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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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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