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比要有“理”的中介,所以按照刘勰的说法,其审美效果是“比显”。因为“比的”与“被比的”有“理路”可寻,是诗人“匠心独运”的结果,所以“比”是显豁的,容易被人理解,也容易被人分析出来。实际上凡是确定的东西都是显豁的,容易被人所理解的。“硕鼠”与剥削者之间的相似点,那就是他们都可以用“贪得无厌”来形容,这是明显不过的事实。值得注意,刘勰对于“比”是有鉴别的。比不但要“显”,而且还要与情感的表现有联系。对于《诗经》中的“比”刘勰是肯定的,他说:“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意思是说,什么是“比”?就是用事物的描写来比喻意义,明确地说明用心。例如,《诗经》中用金锡来比喻美好的品德,用珪玉的配合来比喻诱导人民,用细腰蜂养育螟蛉比喻教诲学生,用蝉的鸣叫比喻呼号,用衣服脏了不洗来比喻心忧,用心不能像席子那样翻卷比喻意志的坚定,这些切合的形象,都是“比”的意义。为什么《诗经》中这些“比”用得好呢?因为“比”中渗透了情感,而“比”也只有与情感相结合,才能“切类以指事”,即通过外在形貌的描写达到内在真实的揭示。刘勰对秦汉以后赋体中的“比”就不以为然。他说:“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在这里,刘勰一口气举出了宋玉、枚乘、贾谊、王褒、马融、张衡等人在辞赋中所用的各种“比”,认为他们不但不会用兴,仅仅会用“比”,更重要的是“习小而弃大”,文章比周代人所写的逊色多了。刘勰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到底对这些辞赋家有何不满?实际上我们从刘勰《比兴》篇的前后文可以看到,刘勰重视的诗歌中的“情”,“情者文之经”,因此用“比”用得好不好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到“拟容取心”。“容”是事物的外在面貌,事物还有内在的精神,这精神就是“心”,所以要“拟容取心”。而汉代以来的这些辞赋家虽然用了许多“比”,但仅仅达到“图状山川,影写云物”的地步,堆砌了许多词藻,而事物的精神写不出来,人的情感写不出来,这样的“比”没有与情感结合,所以刘勰对他们的作品表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刘勰的“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在文学抒情中,还有一类情感是比较朦胧的、深微的,不但摸不着、抓不着,而且说不清、道不明,处于所谓“可解不可解”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兴”的方式,即刘勰所说的“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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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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