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问题让编辑们头疼,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是这样理解重复问题的:一、学者著书立说之时,往往便有阶段性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先期面世,而成书时把这些论文改造成书中章节,这应该是学界通行做法。此种情况没必要深究。二、当不同的著作文章论述到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问题时,其语境交待、举例引证等或许就会有重复之处。这固然算不上尽善尽美,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稳妥的做法是另起炉灶,让它们以不同的文字行世。三、重复现象增多,在我看来又是数码写作时代的一个特点。当年笔耕墨种的时候,我们是不大可能把自己以前写的文字掐胳膊去腿,“拖”进新写的文章中的,但自从有了电脑之后,复制、粘贴等既让写作方便了许多,却也往往会让人生出不少惰性。童老师得风气之先,是国内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学者之一,这样,他在享受着电脑写作便利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了这种写作的某些“病毒”。我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为童老师避讳。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而指出这一点,既是对童老师的尊重(其实,他生前对此问题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也是对《童庆炳文集》诸读者的一个交待,还是对后来者的一个提醒:如果您此前不大注意,那么等您晚年编文集时,困扰童老师的那些问题很可能也会让您苦恼不已。
需要说明的是,童老师并未来得及专门为这套文集写序。但事实上,早在1993年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书须有序。当其时也,台湾一家出版公司约他出书,书稿交上后责编又催其写序,说书有序言才符合出版规范,才能使一本书圆满。于是童老师引台湾作家柏杨的话——“一本书没有序,好像一个人没鼻子。夫‘序’者纲要也,读者老爷看了序,对全书的来龙去脉,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以此佐证序言的重要性(参见《苦日子 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基于此,我们觉得找他一篇文章使其成为该文集“纲要”,是顺理成章的。而童老师在编完《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后,随即写出了《我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此文是他对自己这辈子研究之路与学术之旅的回顾与总结,把它拿来用作这里的“序言”,应该说也恰如其分。这样,这套文集就有了“序言”或“前言”。
阅读这篇长文,我很是感慨。我也特别注意到童老师在此文的结尾部分写下了这样一番话:
新时期过去了三十余年,转瞬之间,我已从中年迈入晚年。我从审美诗学起步,经过了心理诗学、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的跋涉,最后一站来到文化诗学。这就是我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之旅。回顾所走过的路,总觉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遗憾太多,论文和著作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我清楚知道,我离我的学术研究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未能像某些大家那样达到那种令人神往的境界。但生命的火焰即将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么来补救了。遗憾将陪伴上天留给我的日子。我只能告诫我的学生:努力吧,勤奋地、不倦地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耕耘。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远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把书本知识、创作实践和生命体验贯通起来,也许你们能在这块园地获得丰收。我从来不嫉妒学生。我希望你们成家立派。当你们像我这样年老的时候,回首往事,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虚度,你们已经成功,达到了你们的老师没有达到的境界。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这段表白责己也深,期待也甚,行间蕴情意,字里含悲音,读来令人感喟,启人三思。把它作为总结自己、鞭策后进的学术遗言,是一点都不为过的。但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声犹在耳,斯人邈矣。
于是我想说,尽管童老师晚年觉悟,对自己做出了不无苛刻的评价,但他依然是他们这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甚至已把他们这代人的学问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境界。我辈只有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有待于内,无期乎外,或许才不至于辜负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让我们一起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赵勇 2015年10月23日写于北京, 25日改于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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