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刘宋时期,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犹)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6]启功先生对此段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摸到五言律调是从《宋书·谢灵运传论》开始的。”范晔也提出了语言中的“宫商”和“清浊”的区别,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序》里说:“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会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7]范晔这里所说的“宫商”和“清浊”,已不是古代就有的乐律中的事情,而是作文中对语言声音的讲究,所以才有“观古今文人,多不会了此处”的话。但范晔的进一步的研究则没有留下来,谢、庄的声律研究也不可考。如果说,以上这些关于声律的论述,关注了汉字声律对写作的重要性,但对于汉字的声律本身却还是一种朦胧的认识的话,那么到了南齐时期,伴随汉语四声被发现,进入了对汉语声律规律的自觉的认识时期。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宋时期周颙著有《四声切韵》,这可能是最早的一部声律的专著,周颙也可能是发现四声的声律论研究专家之一。与周颙的同时或前后的是沈约。沈约撰有《四声谱》,《梁书·沈约传》说:“……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尽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8]这就是说,沈约已经写了《四声谱》,但梁武帝对此不感兴趣。关于四声发明的原因,陈寅恪发表了《四声三问》,认为汉语四声的发明是由于受当时佛经转读的影响:“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tta,二曰Svarita,三曰Azud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具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k, p, 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9]长时间以来,学界都认为陈寅恪的说法是不刊之论,历来受到重视。但反对陈的观点的声音也很多,认为汉语四声的发明与佛经转读无关,有的论者认为四声的发明是前人声律研究累积到一定时候的必然结果;有的认为是这种发明来源于民间,只是思维方式上受声明论的影响。但显然,关于四声发明的原因,由于历史上无确凿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且是一个纯音韵学遗留的历史问题,应该由音韵学家去解决,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与四声发明相关的一个问题,即四声在文学创作中是如何被自觉应用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上面引述的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论》那段话,再根据《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10]这两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早在曹魏时期的曹植、王粲等人,即十分注意汉语的音韵美问题,而在“齐永明”时期,为文作诗已经自觉地运用了四声,代表人物是王融、谢朓、沈约。永明年间骈体文的流行,诗歌方面“永明体”的形成,显然都与四声的自觉运用相关。至此,汉语的四声在诗文中的运用,为当时与隋唐时期的文学带来新变,特别是为唐代律诗的形成,准备了声音平仄相间的条件与可能。这是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刘勰的《声律》篇就是在这种背景中提出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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