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一开篇就认为“知音其难”、“披文入情”有种种障碍。刘勰提出了“文情难鉴”的五种原因或“披文入情”的五种障碍。
五点原因,其中三点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一点是鉴赏客体的复杂性造成的;一点是鉴赏主体的复杂性造成的。
(1)“贵古贱今”。刘勰以秦皇对待韩非、汉武对待司马相如为例,说:“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战国时期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和《孤愤》篇等文章,秦始皇读了,觉得太好了。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韩非到了秦国,不久就遭到冷遇,后来竟然被秦始皇囚禁起来,最后被害。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也曾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觉得很遗憾。可后来把司马相如找来了,汉武帝始终视之如倡优,未对其委以重用。这就是说,离得远的人,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能客观看待,就会觉得他的文章好;一旦离得近了,各种利害关系就产生了,不能客观看待,那文章就不被看在眼里了,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贱同而思古”或“贵古贱今”。这一现象多有学者谈及,在刘勰之前,刘安主编《淮南子·修务》说:“世俗之人,尊古而贱今。”王充《论衡·超奇》篇说:“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在刘勰之后,白居易《与元九书》:“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以韦应物为例,韦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这些说明了“贵古贱今”、尊远贱近,是人之大情,是品人评文中的普遍现象。刘勰把这一点看成是“披文入情”的一大障碍。
(2)崇己抑人。“崇己抑人”或“文人相轻”是“文情难鉴”的第二种原因。刘勰以班固、曹植为例说明此点。刘勰说:“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第一个例子是班固嗤笑傅毅的问题。刘勰可能是从曹丕《典论·论文》借鉴来的,曹的文章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这“下笔不能自休”的嘲笑是怎么回事?查《后汉书·傅毅传》:“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由此看来,傅毅在文学史上似乎没有留下太多佳作,可能是因为他太看重歌功颂德,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但文才还是不错的。班固自己也在朝廷上,所作的赋无非也是歌功颂德,他有什么理由嗤笑傅毅?原来傅毅曾因《洛阳赋》被拜为郎中,迁为兰台令史,但后来所作的《反都赋》内容文字重复《洛阳赋》,这才被自恃甚高的班固嗤笑为“下笔不能自休”。班固批评傅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背后嗤笑就显得过分了,的确是“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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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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