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陈思王曹植议论陈孔璋、丁敬礼和刘季绪三件事情,均见曹植《与杨德祖书》。对于陈琳(字孔璋),曹植说:“以孔璋之才,不闲(娴熟)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写文章)盛道仆(指曹植)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曹植认为陈琳对于赋体不够娴熟,硬要说自己与司马相如风格一样,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狗。而且前次,曹植也已有文章批评他。陈琳反而觉得曹植诗赞美他。这件事很可叹。曹植真怕后来的人会嗤笑他。应该说曹植论陈琳之才,是很允当的,而且光明正大,不是随便议论,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可刘勰把曹植对陈琳的批评视为“崇己抑人”、“文人相轻”,这个看法就未必是正确的。丁廙(字敬礼)是曹植的朋友,《与杨德祖书》中说:“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刘勰也把曹植评丁敬礼的这段话,当作“文人相轻”的例证,也不知他是何意思。是不是他把曹植批评陈琳与赞扬丁敬礼对比起来看,说曹植一方面赞扬跟自己关系好的;另一方面批评跟自己关系比较淡的人,这不太正常?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评论当时几位作家,都是比较客观的、得当的。刘勰所举的例子并不合适,但他讲的“文人相轻”的事情的确是“文情难鉴”的原因之一。
(3)信伪迷真。“信伪迷真”是“文情难鉴”的第三种原因。刘勰以楼护为例,说:“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咨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以上所言,并无事可考。不知刘勰当时有什么资料根据。但人们在鉴赏中“信伪迷真”的情况是有的。
以上三点是人为的原因,属于鉴赏过程中人为的障碍。鉴赏者只要端正态度,排除私念,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4)形器易征,文情难鉴。这一点是刘勰基于鉴赏客体的复杂性而提出的。刘勰认为,就是普通的物体,有时候都很难甄别,何况是具有情感性的文学呢!刘勰说,麒麟、凤凰和獐子、野鸡相差甚远,珠玉与碎石也大不相同,光天化日之下,谁的眼睛都可以看清楚它们的形状。然而,鲁国的家臣把麒麟当成是獐子,楚国有人把野鸡认成是凤凰,魏国的农夫把夜光宝珠看成是怪石,宋国的旅客把燕国的碎石当成是珠宝。由此可见,本来有形之器容易验明,还发生这些错误,那么文章是蕴含情感的事物,谁敢说容易分清优劣呢?事情的确如此,文学作品作为鉴赏的客体是很复杂的,古人反复提出的“言不尽意”、“文外重旨”、“意在言外”、“韵外之旨”等情况,或本篇所说的“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等情况,说明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很难说清楚、讲明白的。有的诗篇或诗句为什么会产生多种多样的解释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诗篇或诗句本身可能有多重所指。
(5)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文情难鉴的原因,除了鉴赏客体的复杂性以外,还有鉴赏主体方面的原因。刘勰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者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这段话包含了三个意思:一是指人的性格不同,如慷慨者、蕴藉者、浮慧者、爱奇者等,对于作品的格调各有各的喜好;二是指人们所站的位置不同,不能全面地把握作品,出现“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情况;三是鉴赏者主观情绪的偏颇,合自己口味的就称赞,不合自己口味的就反感,各人持片面的见解,去衡量变化万端的作品。这就是所谓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总之是说鉴赏者个性和性格不同,审美趣味不同,对作品会有选择和排斥,会有不同的理解等。
上面四、五两点是说鉴赏客体和主体的复杂性,是很难避免和克服的,这是“文情难鉴”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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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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