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物色》篇的重点是提出创作中人与自然诗意关系的问题,他从回顾历代文学描写人与自然景物关系的得失入手,重点提出了“心物宛转”说。刘勰所说的“物色”,就是自然景物及其姿态颜色等。“物色”一词在六朝时期已经很流行。《文选》所选诗篇中“物色”一词经常出现。“日暮行采归,物色桑榆时”(颜延之《秋胡诗》);“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鲍照《秋日示休上人》);“物色盈怀抱,方驾娱耳目”(谢朓《出下馆》)等,这里的“物色”都是指自然景物的声音颜色容貌。如果说刘勰在《时序》篇专论文学与社会变化的关系的话,那么紧接着的这篇《物色》就是专论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刘勰把《诗经》以来写人与自然景物的诗意关系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以少总多”的《诗经》时期,刘勰认为《诗经》常常是“一言穷理”、“两字连形”,所以写景抒情能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第二是“重沓舒状”的楚辞时期,楚辞所写的景物更复杂,“物貌难尽”,只好用“嵯峨”、“葳蕤”一类的词语来应对,这样就产生了重章叠句,而落入“重沓舒状”。第三是“模山范水”的汉赋时期,刘勰对司马相如等人一味铺陈自然景色不满,认为他们“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而繁句也”。第四是“文贵形似”的晋宋时期,认为这时的一些作家写自然景色虽详细却太表面,“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刘勰对后三个时期描写自然景物的批评,表面上是说他们写得太繁琐,不够简约,实际上更大的弊病是没有在自然景物中充分地、诗意地写出情来,景与情没有达到诗意的结合。刘勰认为,一方面“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要从山林自然中吸取文思之源泉,要重视对山水花鸟自然景物的描写;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描写要“物色尽而情有余”。这就是说既要重视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用什么超越自然,这就是人的情感对自然景物的深度的渗入。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刘勰所说的“物色尽而情有余”的目标,实现人与自然诗意关系的艺术描写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刘勰在篇中提出了“心物宛转”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26]刘勰的观点是,人们在写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要像《诗经》的作者那样,为外物所感召,引发无穷的联想。写自然景物的气息、形貌、风采、声音,一方面既要反复地跟随着自然景物的身影,观察它、体验它,恭恭敬敬地对待它;另一方面又要反复地听到自己内心的情感声音,听取它、饱含它,顺顺从从地对待它,这样就一定使心物会合,情物交融。刘勰反复申述他的思想,在本篇的末尾又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两句话,加强了前面所说的“心物宛转”说。其意思是说,人反复观察自然景物,而内心受景物的感动自然也就会有所倾吐;更进一步,情感从作家这里“移出”到景物,赠予景物,使景物皆着人的情感色彩,这差不多就是里普斯的“移情”说,而同时景物也会引发人的感兴,情感就“移入”到人,这是景物对人的答谢,这就是古已有之的“感物”说。刘勰在这里阐述了“由心到物”和“由物到心”的双向互动过程,具体解释了“心物宛转”说。
早在清代,纪昀就意识到刘勰的《物色》所提出的“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这句话的重要,他在批注中说:“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字,极尽流连之趣,会此方无死句。”[27]什么是“流连之趣”呢?纪昀没有说,但他品出了这八个字的深意,似乎感受到诗人在心与物中“流连”的境况,描述了一种诗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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