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最值得注意的研究有刘永济、徐复观和王元化三家。三家的结论是一致的,都认为“心物宛转”说的核心思想是“心境交融”或“心物交融”,但他们所论述的方法不同,强调之点不同,因而又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研究《文心雕龙》很有心得的一部书。其中解释“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时候说:“本篇申论《神思》篇第二段论心境交融之理。《神思》举其大纲,本篇乃其条目。盖神物交融,亦有分别,有物来动情者焉,有情往感物者焉:物来动情者,情随物迁,彼物象之惨舒,即吾心之忧虞也,故曰‘随物宛转’;情往感物者,物因情变,以内心之悲乐,为外境之欢戚也,故曰‘与心徘徊’。前者文家谓之无我之境,或曰写境;后者文家谓之有我之境,或曰造境。前者我为被动,后者我为主动。被动者,一心澄然,因物而动,故但写物之妙境,而吾心闲静之趣,亦在其中,虽曰无我,实亦有我。主动者,万物自如,缘情而异,故虽抒人之幽情,而外物声采之美,亦由以见,虽曰造境,实同写境。是以纯境固不足以谓文,纯情亦不足以称美,善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双会之际矣。”[28]刘永济借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及“造境”、“写境”等概念来解释“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分析了“随物宛转”之时,人是被动者,“与心徘徊”之时,人是主动者,但他说明这两种情况都是“有我”之境,对王国维的区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心物宛转”的解释是“纯境固不足以谓文,纯情亦不足以称美,善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双会之际”,这种解释无疑是很到位的,深得为文之道。
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对于“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解释,是与《诠赋》篇、《神思》篇联系起来解释的。他说:“彦和一方面扩大了《诗经》中比兴的意义,以作一般文学中结合自然事物的方法。同时,早于西方感情移入说成立约一千三百余年以前,而提出了简捷明白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论据。《诠赋篇》:‘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情以物兴’,亦即《物色篇》的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是内蕴之感情,因外物而引起,这是由外物之形相以通内心之情,有似于感情移出说。‘物以情观’,乃通过自己之感情以观物,物亦蒙上观者之感情,物因而感情化,而进入于作者的性情之中;再由性情中之外物,发而形成作品中之文体。此时文体中的外物,实乃作者情感、情性的客观化、对象化;这即是感情移入说,如前所述,感情之移出移入是同时进行的,同时存在的。而且主观的性情,与客观的自然,是不知其然地冥合无间的。《神思》篇把这种情形称为‘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真是言简而意赅了。由此种感情之互移,而心之与物,常入于微茫而不可分的状态,以形成文章中主客交融,富有无限暗示性的气氛、情调,亦即形成包含着深情远意、尽而不尽的文体;这正是文学中最高境界。《物色》篇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于心而徘徊’,又说‘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正系此一意境。”[29]徐复观的解释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上所述,他把《诠赋》《神思》和《物色》三篇串联起来理解。第二,他理解“心物宛转”的切入点是西方的移情论中的移出与移入的观点,含有中西对比的意义。第三,他的解释本着他的《文心雕龙》全篇都是“文体论”的基本观点,强调“心物宛转”说的艺术功能,即这种心物交融,将达到主客体“不知其然地冥合无间”和“常入于微茫而不可分的状态”,达到“深情远意”的“意境”。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增补为《文心雕龙讲疏》再出版。他从《物色》篇中挑出“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个字加以细审深论。他就《物色》中如下的论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作了解读。王元化说:“‘物’可解释作客体,指自然对象而言。‘心’可解释作主体,指作家的思想活动而言。‘随物宛转’是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为主,而以作为主体的作家的思想活动服从于客体。相反的,‘与心徘徊’却是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为主,而用主体去锻炼、去改造、去征服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刘勰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的矛盾统一起来,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30]不难看出,王元化是从哲学的主客观关系的角度进行解释的。但他也联系中国诗学发展的历史,他在说明了王国维的“境界”说、“出入”说之后,总结说:“在王国维之前,龚自珍已经提出过‘善入善出’说。倘使我们要从我国文论发展史的观点来进行探讨,就不能不涉及龚自珍的善入善出说……再到王国维的境界说。”[31]发前人所未发,深刻地揭示了创作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
以上三家一致之处是都认为《物色》篇的“心物宛转”说最终都要达到“心物交融”、“物我交融”、“主客交融”的境界,这是文学的高境。所不同者,刘、徐更重诗学的解释,对“心物宛转”的艺术功能更看重;王则从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切入,分析得更为深刻与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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