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后记本来应该是由童庆炳先生本人亲自撰写的,但实际情况是,老人家还没来得及进入这一环节,就于今年6月14日仙逝了。这样,便只好由我越俎代庖,勉为其难地写上几笔。
据我掌握的信息,也据童老师最后四届博士生回忆,《童庆炳文集》的整理与编纂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2010年9月,新一届博士生江飞和李立刚入学不久,童老师便找他们帮忙,嘱其编辑文集一事,以便为以后的正式出版做准备。江飞说:“当时,童老师只给了我们一摞已复印保存的文章,数量少,也比较散乱,基本上是在网上容易找到的文章。为了编得更准确、更齐全,那时我们在课余时间搜遍了网络,跑遍了北师大图书馆,坐公交车到国家图书馆更是不计其数,查找、借阅、复印、整理、编纂,力求将童老师发表的所有文章一网打尽。”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他们二人初步完成了十二卷文集、总字数约四百万字的编辑工作,其中包括《童庆炳文集》十卷和《童庆炳研究(1979—2010)》上下两卷,同时他们还分别编纂了《童庆炳文集(1961—2010)》总目录、《童庆炳文集编年索引(1961—2010)》以及各分卷目录。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十卷文集是按时间顺序编辑起来的,这应该是童老师对自己文集的最初构想。
之后, 2011级博士生李圣传与段恺, 2012级博士生姜洪真、席志武与彭薇, 2013级博士生杨宁宁又根据童老师的另一种编排思路,在此前编辑的基础上调整结构,完善内容,查漏补缺。姜洪真回忆, 2012年10月,童老师在北医三院因心脏病接受治疗期间,曾向她口述过一个文集编排的思路框架——四百多万字的文集准备出十二卷,每卷约四十万字,其中理论研究十卷,文学创作两卷。理论研究包括审美诗学(三卷)、心理诗学(两卷)、文体诗学(一卷)、比较诗学(三卷)和文化诗学(一卷),文学创作包括两部长篇小说(一卷)和散文随笔(一卷)。童老师出院后不久,他便安排姜洪真与席志武按新的编排原则加以落实,姜洪真负责审美诗学和心理诗学两大块,席志武负责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两部分。文化诗学因仅涉及初步完成的一部书稿,这部分便交由李圣传校对完善。2013年2月,他们编出了文集目录; 2013年秋,重新编排的文集已大体竣工。
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这套文集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童老师还曾不断念叨起文集之事,而每念叨一次,我听出来的话外音都是不满和焦虑。例如,在文艺学研究中心举行的2013年年底总结会上,童老师显然有备而来,因为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要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最新思考,可概括为“两论”——“体制论”和“单元论”。所谓“单元论”,是说学人治学一般以十年为一个单元,只有在一个单元内集中做一件事,深挖洞,广积粮,勤思精研,穷其所有,才能把它做到极致。随后他马上以自己为例说:“但我研究《文心雕龙》,十年中并没有把它研究到极致,没有成为这个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2014年5月17日,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会上童老师又讲起了科研速度与学术质量问题。他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起,先是谈钟敬文先生在“六五”规划中的遗憾——他想写本梁启超那样的书,却终未如愿。接着又拿自己说事:编了十卷本的文集,觉得好多东西是应景之作,有价值的东西不多。而编自选集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辈子真正满意的文章,有些价值的文章,不过五六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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