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对弱势群体的极度同情，源于西方后殖民时代对自身历史之霸权轨迹的反思意识。他们对现代线性发展观所进行的刨根问底式的剿伐，曾一度弥漫、波及不同的学术场域，点燃了多处混战的烽烟。其中“重构沉默之历史”与“历史记忆的重新排练”在如林的后现代旗帜中显得异常耀眼。“后殖民”学者出场后向现代叙事阵营亮出的一个相当致命的杀手锏，就是设定了如下的问题：“倾听与辨析历史人物真实的声音是否可能？”从此辨析弱者之声突然变成了当代历史学中“声音考古”的一门显学，颇有蔚成风气之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声音考古”的结局却常常是令人失望的。人们发现车载斗量的历史记录，貌似历史主体原声的高亢表演，实际上是被弥散在他周围的各种庞杂声音和制度所构造着。即使最勤奋的历史学家，用历史复原的方法去开掘诠释那些被弃至角落的文件，以期显现那微弱到听不见的声音，其实也都是徒劳的。这似乎提醒我们，当历史学家使用复原方法时，全部的历史记录所表达的关系连接的方式，只能依靠历史学家自己的地方化先见予以想象的重构。怪不得斯皮瓦克用不无遗憾的语气声称要坚决放弃“声音复原”的考古计划。
不过除了斯皮瓦克等学者之外，学术界对“声音考古”的热衷却似乎并未锐减，相反辨析声音的尺度与范围已达致毫微必究的程度，于是就有了我们面前的这本《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色情业与现代性》。这是一本初看起来让人颇感惊诧的奇书，整部巨著洋洋洒洒近六百页，仅注释即达一百六十多页，相当于一本书的篇幅。尽管自福柯首倡监狱研究、疯癫研究并对其予以范式化以来，至少在西方学界已经没有人对作者热衷于辨别妓女声音的行为感到大惊小怪，但是我国史学界恐怕仍会对研究者如此细致入微的追索方式颇觉有猎奇的嫌疑，所以在此仍有释疑的必要。
仿佛专为和斯皮瓦克唱对台戏，贺萧在对上海妓女进行一番“声音考古”之后，断定完全可以追索到妓女自己发出的声音。一个妓女虽然没有笔录于纸的自我陈述，但是其微弱的声音在娱乐指南、逸事集锦、小报闲谈以及禁止妓女沿街拉客的规定、医生和社工撰写的性病传播报告、援救被诱拐妇女的机构记录、对妓女痛苦的小说化描述，以及中外改革者关于取缔还是合法化妓女的争论等材料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在作者看来，妓女本身是否有一个能自主发出声音的主体性，反而是不重要的，我们跟踪的正是其在权力网络中所表现出的关系性特征。作者有一点和斯皮瓦克的思想相似，即妓女形象进入历史的时刻具有偶然性。在一个大的社会全景下，作为符号被欣赏、申斥、计算、管理、治疗、警告、挽救、调度乃至消灭的时候，妓女才会进入历史记录的视野。然而与斯皮瓦克强调弱者主体声音的纯净度有所不同，作者承认妓女本身的声音有可能在社会的泥沼中为其他声音所污染，但是通过探究妓女声音与其他声音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同样能逼近复原妓女发出的原声，关键在于要辨析清楚各种噪声进入的方式与区别，并予以分类和界定。所以整部著作实际上讲述的就是上海妓女形象如何被各种声音反复塑造和转换的奇妙经历。
由于作者自称要做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故而这本书充满了对妓院神秘生活中关于交往诡计、谋财策略、狎妓程序、主奴斗法等传奇场面的描写，使你往往能在品味故事的紧张与悬念中，具体领悟权力仪式在妓女身上的聚焦与构造过程，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现代青楼故事告诉我们，上海妓女有一个从“娱乐的主体”转换为“危险的主体”，从审美对象转化为无序及疾病之来源的复杂变化，其中对性的控制技术与转变类型的划分与考察，颇可视为本书的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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