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对妓女角色的界定一直存在着“高层话语”与“低层话语”两套表述策略。前者由传统精英阶层所热衷宣示，妓女在他们的眼中是标准的男性审美消费的对象。上海绅界控制的指南类书籍和小报，总是以欣赏的姿态描绘妓女的美貌仪表，渲染浪漫的私通，传达的是男性主义的权力与荣耀。如此表述由于沿袭了传统士大夫青楼狎妓赋诗、秦淮宴吟歌吟的审美情调，所以一度颇占上风。
而在传教士控制的租界的“低层话语”中，胁肩谄笑的妓女恰是备受压迫与疾病传播的代表，是黑暗中国的表征。“五四”时期，妓女作为一种关于性病传播将影响中国种族之健康的科学话语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妓女问题”的讨论逐渐被导向一个有关公共健康的话题。与妓女形象被医疗化几乎同时，出现了针对妓女的法律控制技术，妓女被当作城市无序化之根源，受到驱逐、取缔或监控。30年代的警察与法官在扩大城市日常生活管理范围之时，加强了对妓女街道拉客的限制。到了40年代，妓女作为国家衰弱、民生不振的城市暗喻，已经完全从知识人构筑的优雅视野中消失了。
妓女作为性审美符号在男性中心视野中的衰落，昭示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休闲时尚与风气的转移，而且是都市欣赏兴趣如何被各种权力取向塑造的过程。妓女形象中所包含的性意义不断被诠释、裁割、扭曲与抑制，恰恰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空间中进行微观运作的符号体现。具体言之，国家或地方权力对妓女行为进行仪式塑造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面即是语言的规训与控制。例如在1935年的上海，当某位妓女被捕后，警察都会问一个程式化的问题：“你为什么想当妓女？”妓女的回答经过时间之流的淘洗同样变得简练干脆：“为生活所迫。”其含义乃表示沿街卖笑是为人所强迫的非自愿行为。书中的追踪研究证明，二十年以后，许多妓女仍然沿用这套老话来陈述自己为妓的动机。很明显，这是长期训练出的本能反应。因为从直接的功利角度看，这样回答决定着被捕妓女有可能被科以较低罚款或尽快释放。然而这样一来，女人自己的声音一旦进入警事记录就会变得极为单调和平淡。由此看来，无休止的捕捉与释放会规训出一幅妓女“为生活所迫”的凄惨画面。在这里，历史与警事记录的内容无关，而是一个被创造重构的对象，妓女的自我表述是警察权力暗示和操纵的结果。
另一个仪式构造的例子是对梅毒传播的文化表述。梅毒传播的文化社会阐释与下列思想有关：中国已被外国资本和致命的疾病给双重殖民化了。女性身体已作为被侵犯压榨的形象变成了国家有机体受到西方侵略的标准隐喻，性病的滋长与抑制已和中国人为种族生存而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妓女的躯体变成了“身体的政治”的指示物。作为性疾病的传播中介，她使病菌延伸扩散至男人的家庭中，使他们的妻儿成为受害者，从而最终损害了国家肌体的健康和种族和谐的未来。
一旦把身体作为政治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加以看待，我们就会注意到，中国女性的形象始终与“现代性”问题纠缠不清。性与诸如公共卫生、科学崇拜、民族主义、女性意识等相互缠绕，不可分割，成为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现代中国”与自己黑暗的过去加以对比的重要参照。妓女不仅成了国家贫弱地位的象征，也成了知识分子顾影自悲的自画像。与此心态相映衬，妓女活动的仪式化无疑具备了双面刃的功能：它既可使之成为救亡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而达致相对合法化（例如“五四”时期有“青楼进化团”），又可成为恢复古老道德水准的禁欲主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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