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政治”仪式被长期反复地加以排练，使得对妓女的控制时松时紧摇摆不定，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在1949年以后，妓女已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而只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被割去之毒瘤而得到了根除。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沿袭这一根除政策却难以回避一个悖论：当代妓女行为作为“现代性”的表述方式，往往拥有制度性的根基。在国门开放以前，禁绝妓女的行动是在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对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一旦融入全球体系，妓女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就很难从资本主义鲜活的肌体中割除出去，这在西方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在讨论妓女的作用时，首先会把道德意识撇在一边，主要集中在妓女是性奴隶还是性工人这一区分上。比较一致的意见倾向于认为，妓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已具有合法性，她们是提供性服务的有执照的劳动者。这一结论虽然透出了些许无奈，却是相当现实的选择。
在中国，妓女被划归到非劳动者的行列，是妇女身份不平等和缺少“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从不打算把经济发展和道德意识分开加以衡估，仿佛经济进步必然促成相应的道德进展，随着社会繁荣而来的道德失落常常是感叹“人心不古”的中心议题，并触发出许多道德训练的构想。其实这类心态正是传统道德主义历史观的一种现代遗留。在全球互动互渗的大背景下，社会变革已不可能把所谓“非道德”的一面经过甄别排斥在外，相反只能把“恶”相对制度化，在制度的框架和界限内建立起辨别善恶的是非标准。比如通过建立“红灯区”，限制妓女的活动范围，同时也使之成为识别正常与非正常的标志性区域，而不是总企图用道德训诫的形式把“恶”无望地剿灭在理想化的“纯洁社会”里。从此角度而言，这本书对上海妓女改造经验的细致观察及评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策略选择的一面镜子。
阅罢此书，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风情沐浴下的妓女图像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对于妓女的身体，上海的传教士、学生、市政官员、医生、社会改良家、警察等各阶层均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窥视、检查、研究和规范，并通过对妓女身体的借喻，创造出相互之间的联系线索。在20世纪的上海城市氛围中，妓女并非处于公众与精英话语的边缘，而成为上海男人讲述欲望、危险、性及国家命运的故事主角。而这幅刻意描绘出的图景所彰显出的意义，显然与作者的初衷不相吻合。妓女成为故事的主角与妓女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然不是一回事。
作者的笔触游走于大量罕见史料所构建的“声音迷宫”之中，以图寻觅、拼接直至复原妓女游丝般的声音时，给人的印象其实仍是在对“复合的声音”进行考古，而真正妓女的声音并没有从中被剥离出来。因为整本书的史料，包括各种公安局档案、街头小报和当事人访谈，都似乎在极力证明着妓女从未治好过久患未愈的“失语症”。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失落，尽管我们会因为听不到妓女的真声而略感失望，但我们仍会从作者在事实、事实制造者和事实阐释者之间的转换关系中，清晰地发现遮盖妓女发出声音的机制是怎样运作的。就学术立场而言，“声音考古”的过程分明是宣称，在人类创造意义的过程中，事实是被构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复原妓女真声的努力，表达了想终结现代化叙事的一种鲜明态度。
国内学界看待妓女问题基本采取了两类极端取向：一类是企图通史性地展示妓女的畸形特征，通过把妓女与鸦片、黑帮、赌博相并列来构造出现代化叙事的权威感。妓女一旦被定性为“社会病症”，一切论述都围绕着这一先入主题展开，而妓女生活的一些细节和活动——比如妓女的分层模式、妓女与男客之间围绕各自利益构成的交往系统、妓女自我意识的结构等，好像都自然被消解了。因为“被压迫”的主题是现代化叙事中妇女解放的一个意识形态组成部分，这一意识形态必然有意删除着被断断续续压抑在历史岩缝中的不同声音，从而遮蔽了对围绕妓女身体所构成的复杂权力关系的揭示。另一类极端取向是把妓女作为古代文化的本质性产物予以溢美式的描述，而忽略了各个时期各种势力加诸其身的不同暴力仪式所产生的作用，其中不乏相当阴暗的赏玩心态。因此，国内史学界在“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的两个极端来往徘徊，最终造成了妓女形象的残缺与学术诠释的贫困。而这部上海妓女的研究则在现代与复古的缝隙中穿梭掘进，也许据此拼贴出的画面略显琐碎断裂，但是其中凭借多元复合的手法重构出的妓女图像，未尝不具有相当合理的学术观赏价值。特别是对于中国史学界已呈现出的资料越多、问题越少的“学术内卷化”疲态而言，也未必不会是一帖清凉剂。
后现代理论对地区史研究的渗透导致的上述转向引起了不少争议，如周锡瑞曾经对“文化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强烈地支配社会史研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失宠，反映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即使在城市研究中，一些早期作品如韩起澜（EmilyHonig）的《姊妹与陌生人》和贺萧的《天津工人》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保持关注。而90年代以后的作品如杜赞奇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和贺萧的最近作品《危险的愉悦》，恰恰从各种话语的聚集中寻求现代性的表现，寻求文本解读中构设的内在逻辑，而忽略形成这种逻辑的政治经济基础。
周锡瑞同时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同样看到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弊端，他指出：
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20]
但是，“文化研究”所导致的主要问题是从强调现实是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强调现实是由文化与符号构成的观点，由于受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模式的影响，突出导致了把变革的动因归结为对权威话语自身的争夺、控制与实施，或者想象出国家和资本主义中的精英分子操纵了话语权力的运作，至于这一过程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而其他却趋于衰亡，却没有人乐意去寻求答案。所以，单纯建立在话语—权力架构分析之上的文化史研究，无法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一条独特历史道路的重要问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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