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文字作为“器”的性质，既和当时学术界对于学要“有用”的思考有关，也揭示出社会进化论对此运动的影响，而这又绝不止于用的层面。1895年，康有为指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他还征引郭嵩焘的见闻，说西人“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而今日则“以音纪字，至简者也”。[124]这一看法被世人广为接受。其弟子梁启超说：“凡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是则为劣也。……故凡野蛮时代之符号，必繁而杂；凡文明时代之符号，必简而整。”[125]劳乃宣也说，文字进化与社会进化恰相反，“人事降而愈繁，则文字趋而愈简，自然之势也”[126]。为王炳耀书作序的温灏亦提出：“唐虞三代之时，文字尚简，故治亦极盛”，至秦汉之后以迄宋明，“文愈繁，则治亦愈衰”。[127]
这一进化的标准也出现在清季的白话文运动中。刘师培（1884—1919）引“英儒斯宾塞耳”之言说：“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此所谓“退化”，“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在社会立场上，仍是进化。由此以观中国，上古时期“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至后世，文字渐多，文辞益浅，正遵循“由简趋繁”的“天演”之例。“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128]这样，就如同“言文一致”的观念一样，进化论也同时为文字和文体的改革设定了方向。
康有为指示文字演变规律，乃是从中国历史上找例证，提示汉字亦在向“记号”的方向走，无疑意在强化切音字的说服力。与他持相近看法的人颇多。蔡元培讨论祭礼的变化时，就从中看到了与文字演化同样的规律：祭礼乃“由思想构造设为记号”，其法乃“由尸而象而主，如文学之由象形而会意而谐声，皆为由直接至间接，实符人智开蒙之序”。[129]卢戆章云：中国“字体代变”，自云书、鸟迹，到蝌蚪、象形，又到篆、隶、八分，以至宋体字，“皆趋易避难也”。[130]既然切音较象形为易，则汉字简化最终会走向切音一途。汤金铭说，“谐声为六书之一，而字居大半。后代递增之字，此类为多”，皆因其易于识记。他表彰蔡锡勇的著作，谓其“以切音为主，靳合今音，不拘古韵”，亦是“推广谐声之义”。[131]汤氏所谓“谐声”即今日所说形声字，实际是“形声相益”，故其字居大半，并没有证明汉字的发展方向是走向拼音化的，但汤氏的论说重点却全放在“声”这一面，因此与其说此论是对汉字发展过程的归纳，不如说其意已先存成见。
实际上，此见虽然看起来是在考察汉字源流，但它背后的参照系还是西文。丁韪良曾引用一位麦都思博士（）的意见：“文言诉诸眼睛，而不是耳朵，它不该被称作language，而是occulage。”后者以“眼睛”为词根，是麦都思的一个生造词，而西文的language一词本是以“舌头”为词根的。丁韪良强调，汉字的五六千个常用字“都是由一个与众不同的字符来表示的。这些字符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不明确性，以致任何分类法都是不完整的”，只有依靠死记硬背。他注意到：“汉字起初就像古埃及文一样，是象形文字；但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表音的阶段，虽然它后来停留在一个字形发展受到抑止的状态下，就连一个字母表都没有。”[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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