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所谓“表音阶段”，主要指的就是汤金铭所说的“谐声”。他肯定汉字也在“进化”，唯程度尚远远不够而已。丁韪良援引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比，代表了其时不少西人的共识。据沈毓桂（1807—1907）介绍，一位专门研究华语的英国语言学家“都戈拉斯”就认为，汉字“当与巴比伦、埃及二国文援引较比。伊二国之文字有象形，有谐声。中国之文字亦以象形、谐声二者为基，而谐声又后于象形。三国文字之初创，俱以象形为始”，代表了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参看第六章）。[133]
这种“实证研究”对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吸引力。如同康有为一样，王炳耀也表示：“泰西之文，初或起于象形，终则归于拼音。”[134]西人在进化之路上既已先行一步，具有示范作用，而拼音又是文字发展的趋向，还有何疑义可言？其弟王炳堃更进一步发挥道：“天下各国，惟中国与埃及开文运为最早。夏商之世，亚欧二洲尚属草昧，而中国与埃及大启文明，以二国之字相近也”，俱“起于象形”。可是早熟也未必就好，导致“中国字学繁琐，失之为史”，与非洲部落无文的“獉狉之族”一样，实际“皆非中道”。王炳堃认为，“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埃及不振久矣，中国亦近为外国凭陵”，其故在此。此一情形，不得不令人慨叹：“夫中国之所以得成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仅成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135]
王炳堃虽未明言得中道者为谁，然答案已在不言中。如果结合王炳耀的论说，其意实际是：中国与埃及虽是发展最早的文明，但是由于文字不进化，仍保持最初的象形状态，也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势必要被淘汰。卢戆章亦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天朝自四千五百余年前已有文字书籍，立国最早，素称为文墨之邦、礼义之国，鄙中国外为四夷。然天运循环，五十年来，西人反讥中国草昧未开，民多不识字，屋宇道路不修，官尚捐纳，文尚巧搭，武尚骑射，女尚缠足，**祀遍国，而鸦片、花戏、迎赛、乞丐尚未禁止。噫！吾天朝岂甘受西人之讥诮也哉！[136]
然而“不甘受”并不等于“西人之讥诮”没有道理，相反，正好是一语中的。很明显，卢戆章、王炳堃的看法与前引韦廉臣、都戈拉斯等人认为中国文明尚处在“童蒙”状态的看法如出一辙。这其实是西方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的断言]，再次证明了切音字运动中“西人”视角的存在。[137]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古埃及也曾使用象形字，并不必然可以得出中国文字落后的结论。王韬（1828—1897）就曾说：
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即其所称声名文物之邦，如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腊顶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国之字，六书之义咸备，西国之字仅得其一偏，谐声而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体散漫，其殆古所称云书而云名者欤？
故中国实乃“天下之宗邦”，中文实是“文字之始祖”。[138]同样的“事实”，结论却恰好相反。这篇文章写在王氏“客粤”之时[139]，当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三四十年间，世风之变，于此可见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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