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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_王东杰(四、文字与进化) 第(3/6)页

同样持汉字停滞论的梁启超也不同意其师把篆、分、隶、草等“写法小异”视为“文字之变”的看法。他强调,汉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追溯往古则不同:“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乌在其相离也?”只是“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一宗于古”,遂使文言两歧。其事“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140]戴克敦(1872—1925)也说:“古者语言文字,无甚差别。”自周设封建,各国独立发展,“方言亦因之不同,而语言文字乃稍稍分离”。又到汉代,“官师分离,上之所求与下之所应,皆别辟一途,而愈趋愈歧”,识字愈难。“此诚吾国进化史中之一大阨也。”[141]

这一观点后来流传甚广,成为整个国语运动的共识之一。同样采用进化论的思路,康、梁师徒在具体看法上针锋相对,然而最终都倾向于走向切音,又是殊途同归。这个变幻多端的现象提示出近代中国人接受进化论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传统历史观念本以秦汉为界,以为此后的中国一直没有达到三代之治,受到社会进化论影响的近代学者则进一步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一直处在“退化”或至少是停滞状态;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历史又不能不是进步的,否则即自居为必被淘汰的境地。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近代的中国学人。[142]不过,如果言文分离只是中国“进化史”中的“一劫”,而不是自始即如此,则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切音字运动就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是历史的回归,这又和康有为要从汉字演变史中寻求证据的思路是一致的,既在学理上肯定切音化的方向,也使人心理上更易接受之。

这里又一次涉及“格致”问题。过去之人认为文可以载道,正和其“象形”的性质分不开。我们不妨再听听许慎如何讲: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也,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益,万品以察。盖取诸“夬”。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143]

文字既是上古圣贤观察物象有所心得之后的发明,实际源自对天地物象的摹写,就本具精义,亦是“格物”也。这一看法在中国历史上甚为流行。1906年,魏业镇还在为田廷俊的《拼音代字诀》所作序言中说“昔苍史氏创为五百四十字,天雨粟而鬼夜哭。盖以文字之变递出而不穷者也。其所以穷天地之化而夺鬼神之灵者,功于是乎在。今秀才烛幽阐微,与时推移,以御厥变”[144]云云,显然是拿传统的文字观来看待这部切音字的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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