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掌握了进化论的切音字运动者并不能为此所说服。在进化论的观念中，与时迁变才是价值所向，永恒不改只能算是故步自封。即使汉字真的有格物之功，可是其长期不变，精义当然流失。马体乾就说：“六书虽古传，但已失古形。且名虽古垂，已无古物。用之者既不能由名求实，又不能以形见义。且其本音又多非今人之所能通。徒欲强今人长古人之舌信，彰今日之事理，以求这[达]于今人之耳目。若此，能领悟者所以寥寥也。”[145]郑东湖也说，汉字“其始也虽曰有形可象，有理可寻，奈何时代之递嬗，花样之翻新，遂致有形反变无形，有理却成无理”[146]。1903年左右，刘师培亦提出：“古人造字主于象形”，后世“字形递更而所象之形不改”，加之多有“假借”等原因，致使造字之“旧意”已“不可考”。此是文字“历久”滋生之弊。不过他这样说并不是要宣扬切音字。他的意见是制造新汉字：“古人之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为之，若古人所未见之物，而今人见之，其不能别创新名也明矣。”海通之后，“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若字不加增，则必会导致“所名之物无一确者”。解决的方案有二，一是“用俗语”，二是“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则可使名实与俱，不致两歧。[147]显然，汉字面临着“格致”的挑战，也不仅是切音字运动者的看法。刘师培这里的意见和前引孙宝瑄的话是一样的，而二人均倾向于继续使用意符字。
彼时刘师培尚强调文言一致的重要性。到了1908年，他的态度略有变化。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中，他系统论证了“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的看法，认为这可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很多帮助。他特意指出：“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至于字音一端，则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及西籍输入，每于人名地号，移写汉名，则所译之音，扞格不相合，恒在疑似之间。又数字一音，均昧其所指，恒赖汉字形为区别。”刘师培所指汉字之优势，恰是切音字运动对汉字的批评，二者南辕北辙，愈去愈远。刘师培强调：“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较之日人创罗马音者，其识尤谬。知中国字音之不克行远，则知中国文字之足以行远者，惟恃字形。而字形足以行远之由，则以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足备社会学家所撷摘，非东方所克私。”
对于“隶楷体行，浸失其真”的现象，刘师培建议：
取《说文》一书译以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其译述之例，则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体，切以Esperanto相当之音，拟以Esperanto相当之义，并用彼之文详加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此亦世界学术进步之一端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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