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那时正在宣扬国粹主义,同时他也是个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里他把两个视角结合在一起,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字“历久”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7世纪,西人就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而直到1852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还坚持认为:“汉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可追溯到巴别塔时代。”[149]汉字的象形特征也一度被正面肯定。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vonLeibniz,1646—1716)认为,汉字重形,故能超越不同国家和族群的区分(即刘师培所谓“行远”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创立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而在更早的时候,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就已经提出:“汉语字表达的不是字母,不是词,而是事物与概念。”[150]
然而,对于急于救世的人来说,社会起源的研究未免过于迂远,本非他们考量的对象。事实上,在笃信进化论者的人看来,汉字有利于察知“往古民群之状况”,恰恰证实了它的“原始性”。更何况,切音字运动的文字观也强调文字不过是工具,并不一定要载“道”,无论其为何道。按照马体乾等人的表述,随着事物本身的变化,象形文字所反映的事理已是时过境迁,没有意义了;拼音文字以声为主,声音变则拼法亦变,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反而能够不断进步。这既否定了许慎以来的汉字观,也挑战了象形文字可以历世恒久的观点。[151]沈学便提出:“象形恒久,岂以其象耶?字形代变,意会者多。欲真恒久,非图画不可。字非图画,字各有音。汉文以边傍为训诂者若干部,与格致大相剌谬,不足为义。”这个看法较马体乾激进得多,根本不承认汉字曾经触及事理。他进一步提出:“汉文音随地而变,义不少变”,故“字义难载字音”;相反,“西字不作字义,只以字音连句读通行天下,足证字音胜字义”。综合言之,“切音字不独广远,兼能恒久”。[152]如此一来,汉字全面落败。
郑东湖指出,汉字既已“无理”可寻,则人“凡初习一字,非一时可能识,非死记不为功”。相反,切音字“专用拼音之法”,本不求寓理于形,但又是有“理”的,唯此理非事理,而是音学原理。“八九龄之儿童习之,既明其法知其理,便可触类旁通,不劳而获。”[153]对此,沈颐则有不同看法。他说,汉字“诚与语言相离较远,然其远近之度,与文字之深浅成正比例,则与东西诸国之文字一而已矣。所难者,我国文字之原出于六经,其形式似较复杂。若转注,若假借,更不可以迹象求之。至于‘一大’为‘天’,‘土也’为‘地’,望文生义,浅近易晓。其他此类者更仆难数,必谓其艰深,不可卒治,岂笃论哉?”[154]这和前引章太炎的观点一致,都认为时势推移虽使名物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还不至于使汉字固有的意象功能完全失效,善用此点,“望文生义”,汉字实不难学。[155]无论如何,从识字这一目的看,“知义”显然比“知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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