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运动一直坚持为下层民众提供一套读写工具，希望借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水平。不过，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随着政治、社会局势的变化，以及与其他思潮的互动，它的具体论述也发生了不少改变。文字一向被视为华夏文明最核心的表征，因此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文化认同的质疑。不过，一直到庚子年以前，切音字运动的波及范围还非常有限，有关的争议也尚未尖锐化。1900年以后，切音字的观点乘着教育普及思想的东风而广泛传播，国粹主义也上升为最具影响力的时代思潮之一，而其重点之一就落实在语言文字上[81]，这不能不使二者的关系日渐紧张，各种对立言论纷纷出现，切音字的角色与地位也随之起伏。
1910年，陶成章（1878—1912）、章太炎在日本合办《教育今语杂志》。其“章程”云：“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唯“自唐、宋以降，故训日湮，俗义日滋，致三古典籍，罕能句读，鄙倍辞气，亦登简牍”，以致“不学者遂视为艰深无用，欲拨弃之以为快”，实贻害无穷。盖“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82]“艰深”二字正是切音字运动诸子对汉字最多的批评之一；“无用”二字，则更近于在巴黎提倡万国新字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等人的立场，不过切音字运动者也认为汉字实用性不足，故此处的批评也可以适用于切音字运动。就在同一年，章太炎更明确指出，科举时代，小学虽不盛，然“习惯相承，非易骤革”。可是近年以来，破坏之风，却“变本加厉”。其中要负主要责任之人，“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此辈固当投畀魑魅，而咎不在后生”。[83]其言辞激烈，愤愤之状，可想而知。
1908年，《中外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吾国政体、学术、风俗、技艺，无事不当改良，独至于文字则当仍旧贯，而断断不可轻言改作。”应革之事已近乎全盘，独对文字一往情深，因其为“一国精神命脉之所系，历数千年之习惯与数十百圣贤豪杰之所讲求”者。从表面上看起来，它“不过记号之符”，究其实质，“而国粹之菁华在焉”。改革文字“势将举四千年来之武功文治、学问文章而尽亡之，不至于亡国灭种不止”。该文作者承认：“吾国民智之不开，以识字人少之故，此诚百喙无可能免者。”但他强调，这不应归咎于“华文难识”，而是系于“教育之兴废”。[84]换句话说，普及识字，应从教育方法上着手，与文字性质毫无关系。
反过来，也有人站在教育普及的立场对国粹主义加以批评。1910年8月《申报》上的一篇时评就抱怨，在中国教育思想中，“国粹主义”占了上风，严重干扰了“常识主义”的思路：“一国自强之源泉基于教育，而教育之良窳又视乎高初两等小学之进退以为标准。此各国通例所以汲汲于人民之常识也。”中国却相反，“有国粹主义而无常识主义”。以国粹主义为教育指导思想，结果是“多一次改良即加一番严重之保守，取六七八岁之童子，而使之刻意于圣经贤传，无怪人民之常识有日退而无日进也”。[85]这里针对的是“读经”课，而它所展现出来的思路不免将保存国粹与普及教育放在了对阵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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