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以来，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和殖民进程的开展，西人接触到了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作为这种接触的一个直接后果，西方语言学者试图按照不同标准，把世界语言划分为若干类型，比如，麦克斯·缪勒就以种族为依据对语言进行分类。不过，语言和种族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因此，这一分类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更流行的是“形态分类法”或称“类型分类法”，主要根据语言的语法特点，包括词的构造、语法意义的表达方式等对人类语言进行分类。
较早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的，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在他们看来，人类语言可分为两种，一是“分析性语言”（languesanalytiques），一是“词序可变语言”（languestranspositives）。“前一种语言类似某些现代欧洲语言，词形变化较少，主要靠据说跟思想的自然顺序一样的词序表示语法关系；另一种类似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词形变化丰富，因此词序可以较自由地变化，而不影响句子的语法关系。”这两者之间具有历史承续关系。换言之，“分析性语言”是“词序可变语言”发展的结果。[4]之后，又有语言学家将语言分为“综合语”（syntheticallanguage）与“分析语”（analyticallanguage）两类。[5]在综合语中，语词中表示语法关系的形态部分与表示语义的语根部分密不可分；在分析语中，二者可“任意分离独立”，主要靠语序和虚词等表示语法关系。欧洲语言皆属综合语，“惟近代变迁之倾向，已渐趋于分析语矣”[6]。
19世纪以后，比这种“二分法”影响更大的是“三分法”。先是德国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或译“洪堡特”，1767—1835）把语言分为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合体语（今通译为“多式综合语”）四类；之后，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奥·施莱赫尔（AugustSchleicher，1821—1868）将合体语并入黏着语，保留了孤立语和屈折语，分为三类。[7]这种三分法提出后，长期为世界各国语言学家所普遍采用，也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家重点针对的一种分类方法（详后）。这里可以用丹麦学者裴特生（）的一段话，对三分法略做解释：“孤立语一般引汉语为例：所有的字都是单音节，没有任何曲折变化。凡是印欧语利用曲折变化来表示的关系，如果在汉语里必须表明而不能完全省略的话，就利用独立的单字。印欧语必不可少的曲折变化（如属格、复数、动词的时式等），在汉语里也是同样利用单字来处理。”黏着语以土耳其语为范例，“利用大量的词尾来表示词的关系，不过词（干）和词（尾）的连接是很清楚的，这两部分的界限不会发生混淆”。屈折语的“词和词尾混成一个不能分解的整体，词的内部变化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关系”，其典型是原始印欧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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