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类型之间被认为存在着历时性的进化关系。洪堡一方面提出，“对于任何语言，哪怕是最野蛮的部落的，也不应该予以歧视，或贬低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有“完备的”和“不完备的”之分，屈折语是最完备的语言，孤立语是最不完备的语言。苏联学者绍尔（，1894—1939）指出：在洪堡那里，“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被理解为“人类精神为解决同一任务（即创造‘形成思维的武器’）所经历的阶段顺序”，因而洪堡把“语言类型上的不同”看作语言发展的历史。施莱赫尔则说，这三类语言“构成三个发展阶段”，只有屈折语“才完全跨越了那三个发展阶段”。施莱赫尔受进化论影响甚大，强调语系犹如物种，有分化，有竞争。有学者指出，在他那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取代了洪堡特的追求完美的进化论”。[9]随着施莱赫尔三分法理论的传播，他的语言进化三段论也被广泛接受。
语言分类法的提出和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主导的殖民进程的展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殖民进程为语言分类法提供了物质、政治和文化上的可能及资料，分类法本身也是殖民进程的学术表现——这是在知识上对世界的驯化。在这里，世界各民族语言所处的地位，和此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体相当：殖民者的语言属于最先进的类型，被殖民者的语言则被归入落后之列。不过，其中也有一个最引人瞩目的例外，那就是梵语。它和诸多欧洲语言一起，被归入印欧语系，且古梵语还被视为这一语系的祖先。因此，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对梵语多很推崇。这和印度当时所处的殖民地境遇截然相反。但19世纪晚期，德国“新语法学派”发现梵语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古老，有些语法现象甚至晚于希腊语。这使得本来并不赞同这一学派的德国语言学家古尔替乌斯（GeorgCurtius，1820—1885）非常高兴：“梵语曾经是这门新兴学科的神启，且曾为许多人盲目地信从过，现在却要把它搁在一边了；传统上所说的exorientelux（从东方升起的曙光）现在却要代之以inorientetenebroe（东方的黑暗）了。”[10]其心事毫不掩饰：无论是推崇还是贬低梵语，重要的目标只有一个——证实西方文明的先进。如果能把梵语踢出先进之列，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梵语好歹与欧洲语言沾亲带故，汉语则与之毫无瓜葛。因此，在这些理论中，汉语一直被视为“东方黑暗”的绝佳例证。其时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汉语是没有语法的。洪堡虽然承认汉语自有语法，却仍把它作为孤立语的典型，归入人类语言中的“落后”部分。他断言：从“创造‘形成思维的武器’”的角度看，“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此说影响很大，黑格尔更在此基础上提出：“拼音文字是理性反思的产物，是将词分析为要素的结果。象形—会意文字如汉字则源于对事物的感性印象，与理性的分析行为无关。”[11]19世纪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看法，认为汉语受到“语言结构上的局限”，缺乏理论性和思辨性，不适于抽象思维，难以表达“科学观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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