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末年宣统初年，从丁未政潮到袁世凯开缺前后，各派势力政争不已，政局波谲云诡，政潮迭起。这是以往学界关注较多的历史现象。但这一时期的责任内阁制问题及其与各种派系政争的关系，却是以往学界关注不够而有所忽视的领域。下面拟对此略做史实钩沉，以揭示丙午官制改革后阁制问题余波未已的历史面相，由此可见历史看似断裂之处却仍有某种连续性因子存在的驳杂现象。
1906年11月6日，清廷在宣布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的同时，还对军机处成员做了重大调整：铁良、荣庆、鹿传霖、徐世昌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庆亲王奕劻、瞿鸿禨仍为军机大臣，世续补授军机大臣，林绍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84]这种人事变动是改革派与反对派双方权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官制改革中，由于瞿鸿禨的暗中运动，袁世凯企图借责任内阁制而揽权的幻想破灭，对他无疑是一大打击。但是，军机大臣人员的调整，又使反对派力量遭受一定的损失，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袁派势力的补偿。原有军机大臣6人，袁派仅有庆亲王奕劻、徐世昌2人，反对派则有铁良、荣庆、鹿传霖、瞿鸿禨4人。通过这次人员调整，反对派主将铁良、荣庆及守旧人士鹿传霖与袁世凯亲信徐世昌同出军机处，而新进军机处的世续亲近奕劻，林绍年为瞿鸿禨所援引，其结果使双方至少在人数上达到2∶2的对等平衡。当然，双方的实际权力则又另当别论，这与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的好恶密切相关。
慈禧太后惯用的统治术，即凌驾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操纵其间，利用各方矛盾冲突，寻求制衡，以保持自己的权势，并维持政局的稳定。本来，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资格进京参与官制改革，就是慈禧太后的特殊恩宠。但是，在官制改革过程中，袁氏竟然有点忘乎所以，表现过分张扬，使清廷颇生疑心和不满。据说，“七月中有日，卧雪（袁世凯——引者注）召见时，慈圣云：‘近来，参汝等之折有如许之多，皆未发出。’照例应碰头，而卧雪以为系改官制之参折，即对称：‘此等闲话，皆不可听。’（粗率逼真）慈圣色为之变。后来领袖（奕劻——引者注）进去，慈谕：‘某臣如此，将何为？’适其时卧雪欲督办东三省、豫、东、直等省训练事，慈更生疑，渐用防范之策”[85]。其“防范之策”，就是利用瞿鸿禨等反对派力量，制衡袁世凯势力。结果，由于慈禧太后的示意，通过瞿鸿禨等人的运动，清廷不仅粉碎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制迷梦，而且随后还开去其参预政务、会办练兵事务、办理京旗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会议商约等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六镇中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镇划归新设立的陆军部统辖，只留第二、第四镇由袁世凯“调遣训练”。此举使袁世凯“面子大不好看，心境甚为恶劣”[86]。更有甚者，瞿鸿禨“恃慈眷优隆，复拟将首辅庆邸一并排去”[87]。正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瞿鸿禨援引两广总督新任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奥援，进一步打击奕劻、袁世凯势力。瞿鸿禨电召岑春煊进京，“盖欲于此时内外夹击，将庆推倒，以岑代袁，己亦可代庆矣”[88]。岑春煊抵京后，连连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多次面奏，极力攻击奕劻、袁世凯，认为“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强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并表示自己“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89]不料，奕劻、袁世凯势力先反戈一击，他们暗中以重金贿买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指示其具折参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90]。结果瞿被开缺回籍，岑也被迫退隐沪上。此即所谓“丁未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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