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赵炳麟公然上疏抗议。他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必先明定内阁责任与权限，并预先设立监督机关以预防内阁专权流弊。具体办法五条，概而言之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政权与军权分立，并明定内阁大臣任期。内阁总理、副理大臣只据行政权以辅弼皇上，而不得掌控海陆军权，其任期以三年为一任，良者再任，不得连三任，以防止其权重而专横。另一方面，设立监督机关。在议院未开之前，预先设立资政院、审计院及行政裁判院，并整顿都察院，以为行政监督机关。他认为：“明定责任之制度，确立监督之机关，如组织内阁，似皆不可偏废，方能维持秩序而无患气之乘。倘各种监督机关全不预先设立，骤建此无限制之政府，臣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可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此固非朝廷之福，又岂政府诸大臣之福哉？是故非先设各种监督机关，责任制度断不完全，甚非所以预备立宪之义。”[98]清廷将袁、赵两折交会议政务处议奏。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充分肯定了赵炳麟的意见，认为其所陈五条“有应切实推行者，有当次第筹划者”，“所陈各节系为维持宪法，期无流弊，颇多见到之言”。至于袁世凯所奏“早建政府”即设立责任内阁的主张，会议政务处的覆奏则语意含混，既重申丙午官制改革时“未敢遽议更张”，又说：“今奉旨将会议政务处改归内阁，凡军机大臣、各部大臣皆入阁会议，公同处决，出则为各部行政长官，入则为内阁政务大臣，衡之各国中央合议之制，已有初基，与原奏所谓合军机政务处为一之办法，亦适相符合。”[99]其实其主张仍是维持原状，而并不赞成更改。于是，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制主张又被搁置起来。
袁世凯虽然如愿进京入枢，但实际上仕途并不怎么得意。他不仅在责任内阁制主张方面再度受挫，而且在实际权势方面也受到各种牵制与压抑。诚如论者所言，张之洞进京入枢确实是慈禧太后搞权力平衡的结果。就在瞿鸿禨被开缺之后不几天，张之洞受命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从此迈出了由地方督抚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第一步。据其在京师的坐探委员陈树屏通报说：“都中传论宪台指日入阁，即晋枢府，缘定兴（鹿传霖）自陈不谙新政，岑（春煊）、袁（世凯）锐意维新，上未深信。”[100]显然，慈禧太后又在开始寻求新的权力平衡。当时，京中诸大老鹿传霖、肃亲王善耆和铁良等人，也希望张之洞早日到京，以对付袁世凯势力，维持大局。善耆说：“此次相召，首在筹议革命党事件，次则满汉畛域，次则立宪。如内阁是题中命脉，立储为关系重大题目，项、振（载振）虽似有密议，断不敢孟浪倡议。……总之，中堂早来一日，则大局早定一日，某某秘计亦可暗中隐销无数；若再观望徘徊，坐失事机，不惟大损向日威望，亦殊负此次两圣特召入都之至意。”铁良说：“中堂若早来，则某某秘计早已瓦解；迟迟其行，始有今日。……良以为中堂不可因袁入，遽怀观望；当立即启节，以慰天下之望，以报两圣之知。总之，愈速愈佳，怠迟则某某布置亦有端倪，对待又当煞费苦心。”[101]众望难违，张之洞迅速启程进京，并开始与袁世凯斗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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