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张之洞进京的同时,他的亲信梁鼎芬上奏一疏一片参劾奕劻与袁世凯。在疏中,梁鼎芬认为预备立宪当“以奕劻有极优养廉为第一要义”,他建议清廷“每月加奕劻养廉银三万两,由度支部发给”,对素著贪名的奕劻极尽讽刺之能事。在片中,梁鼎芬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专靠钻营取巧起家,尤其在勾结奕劻后,植党营私,肆意揽权,“袁世凯之权力,遂为我朝二百余年满汉疆臣所未有”,他把袁世凯比作历史上著名的反臣如汉之曹操、晋之刘裕,认为“如此之人,乃令狼抗朝列,虎步京师,臣实忧之”,对于参劾袁世凯,他表示愿以官职与性命作为担保,显示了坚定的决心。[102]对于梁鼎芬此举,当时的媒体大加披露,如北京的《正宗爱国报》转载上海《神州日报》的消息说:“日前鄂省梁臬司给政府来一封奏,说庆亲王合袁大军机狼狈为奸,毫无廉耻,东西各国无以亲王为总理大臣之例,袁军机掌握兵权不宜入内阁。”[103]应该说梁氏此举已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打击奕、袁势力的目的。
张之洞进京之后第一次被慈禧太后召见,在奏对中便提出“速行立宪”的主张,认为:“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104]他的“速行立宪”主张的具体内容,主要就是开议院,尤其是开设“民选议院”或“下议院”。开议院、设内阁、颁宪法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这三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歧见互出。张之洞主张先开议院,后立宪法,并认为内阁的设立必须有国会为之监督。他说:“宜先开国会,后布宪法;若先立内阁,以一人为总理大臣,而无国会为之监督,则是变君主专制之政体为内阁专制之政体,其弊更大。”[105]显然,张之洞主张先开议院,有针对他的政敌袁世凯的责任内阁主张的意图。张之洞主张内阁总理大臣“必合内外官用廷推之法”产生[106],责任内阁必须有国会的监督,否则,“则是变君主专制之政体为内阁专制之政体”。可见,他积极主张开议院显然是要与袁世凯做一番较量。
张之洞进京之后主张从速立宪,希望进行一场以开议院为先导的宪政改革,是与当时方兴未艾的以国会运动为中心的立宪潮流相一致的。当时,立宪派已经开始关注国会问题。张之洞与立宪派的宪政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均主张先设民选议院,再立责任内阁,以民选议院监督责任内阁。例如,宪政讲习会代表熊范舆等在请愿书中说:“政府之责任,必与民选议院相待而生,民选议院一日不立,则责任政府一日不成。”[107]因此,当立宪派发动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时,张之洞“倡议开国会顺舆情”[108]。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规定九年后即光绪四十二年(1916)正式实行立宪:颁布宪法,并开设议院。虽然提到内外官制改革,但清廷并没有明确提出责任内阁问题。第二天,各军机王大臣在朗润园召开例会,又讨论了组织新内阁问题。袁世凯说明各先进国内阁的性质有政党内阁、半党内阁和官僚内阁,认为:“吾国人民政治思想之发达实不亚欧美,将来参与政治之能力日益发展,必有政党内阁出现,可无疑议。此时宪政草创,吾辈不可不先具一内阁雏形,为日后组织张本。余意适于现行制度,莫若官僚内阁为宜。”奕劻表示赞同,他说:“内忧外祸,岌岌堪虞,此时距召集议会之期虽有数年,但吾等身受国恩,即无议院监察于旁,亦不可不共负责任,济此时艰。余意不如趁此时机,暂将各部尚书摆入会议之列,以为组织新内阁张本。”[109]袁世凯、奕劻并不死心,但结果还是没有下文,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制设想终于又是不了了之。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此前后,清朝官僚阶层内部还有一些关于设立责任内阁的呼声,但同样没有结果。1907年9月18日,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陈预备立宪办法时,便声称“政府必负责任以合立宪制度”,主张参照丙午官制改革成案,“速将新内阁组织成立”。[110]8月25日,两江总督端方代奏候补内阁中书徐敬熙所呈整饬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折,明确主张“宜改军机处、政务处为内阁,以谋政令之统一,明责任之专归”[111]。11月10日,署理广西提学使李翰芬也主张速立内阁,认为“宜设内阁总理大臣主持行政”[112]。1909年6月24日,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陈考察日本官制情形时,请求速行厘定内外官制,又提出了实行责任内阁制的主张。[113]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清廷足够的注意。
光宣之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末政局因此大变。宣统皇帝继位,其父载沣便以监国摄政王的身份总揽朝纲。载沣摄政伊始,即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排除异己,任用亲贵,集权于皇族。载沣自代宣统皇帝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紧紧抓住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便形成一个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集团。
当其时,权倾朝野的袁世凯是载沣最主要的政敌。虽然在慈禧太后去世前袁世凯已被解除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军政大权,而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之职,但他在北洋军中遍布党羽,“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们“只知有宫保,而不知有朝廷”。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也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114]。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军政大权已操诸袁世凯之手”。这是载沣集团最大的难题。载沣开始打算杀掉袁世凯,但由于他生性懦弱无能,犹豫不决,便商之于朝廷大臣,而遭到奕劻、那桐、张之洞等人的反对,最后只是以“足疾”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解除其一切职务。袁世凯虽然被轻易地驱逐出朝,但有袁“后台老板”之称的庆亲王奕劻却并不容易被扳倒,致使袁世凯能够于“辞去军机大臣,而返回河南之后,仍在暗中操纵一切”。这实际上无异于“纵虎归山,养痈成患”[115],以至于袁世凯日后能够乘机而轻易地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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