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宣称从改革官制入手。次日，清廷便正式宣布进行官制改革，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为编纂大臣，命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大员进京随同参议，并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2]6日，清廷设编制馆于恭王府之朗润园，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舆、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黄瑞祖为考定课委员，周树模、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另有中央各部、处和上述指定总督所派属员参议。[3]官制改革名义上是由奕劻、载泽等人负责，但其具体办事机构官制编制馆实际上是由袁世凯所控制，馆中办事人员多为袁氏亲信。因此，袁世凯可以通过该馆提出自己的官制改革方案，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责任内阁制。
早在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回国之初，国内关于立宪的舆论即迅速高涨。著名立宪派首领张謇曾致书袁世凯，“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袁世凯颇为得意。当端方亲到天津北洋大臣公署，与其商议宪政改革问题时，袁世凯提出了“先组责任内阁，俟政权统归内阁，再酌量开国会”的主张，并指示幕僚张一麐、金邦平起草疏稿，由端方回京上奏。[4]端方等人在奏请清廷实行预备立宪的奏折中，正式提出了责任内阁制。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便可以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君主不负责任，而由大臣代负其责，以保证君位常安而不危、神圣不可侵犯，此即责任内阁制的神奇功效。“君主立宪国之政府，必有责任内阁之设。所谓责任内阁者，乃于内阁中设总理大臣一人及国务大臣数人，国务大臣以各部之行政长官充之，是之谓阁臣，凡此阁臣，皆代君主而对于人民负其责任者也。使其行政而善乎，则阁臣之位得安；使其行政而不善，为人民所怨，则是阁臣之责任，而非君主之责任，其怨毒之极，亦不过变易阁臣而已，无丝毫之责任可以及于君主之身。故君主不仅常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之中。此无他，既无责任，则自不至有侵犯，此二者相因而并至者也。此所谓立宪则君主安者是也。”[5]随后，端方与戴鸿慈又提出了一个全国官制改革的方案，其中关于中央官制改革的部分便以责任内阁制为中心，极力主张仿行责任内阁制。他们认为：“责任内阁者，合首相及各部之国务大臣组织一合议制之政府，代君主而负责任者也。……所以必以阁臣负其责者，一则使之忠于职任，无敢诿卸以误国，一则虽有缺失，有阁臣任之，则天下不敢致怨于君主，所谓神圣不敢干犯者此也。”就此而言，中国旧有的军机处和内阁都无法与责任内阁相比。改革之初，可以保留原来内阁的形式，以军机处归并其中，设总理大臣一人兼充大学士，为首长，设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兼充协办大学士，为辅佐，而以各部尚书皆列于阁臣。“此三大臣者，常与各部尚书入阁会议，以图政事之统一，会议既决，奏请圣裁。及其施行，仍由总理大臣、左右大臣及该部尚书副署，使职权既专而无所掣肘，责任复重而无所诿卸，如此则行政之大本立矣。”[6]官制编制馆设立之后，即开始起草中央官制改革草案，“大抵依据端制军等原奏，斟酌而成”。具体办法是：以内阁为首，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两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外务部、民政部、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交通部、理藩部、吏部，资政院、典礼院、大理院、都察院、集贤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军谘府。[7]这个草案基本上仿照上述端方、戴鸿慈奏折所拟的方案，其核心内容是责任内阁制。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清末新政中的立宪派 新政、立宪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