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朝各官弹奏的内容是首先值得关注的。据《时报》记载：“日来劾编制馆者，计有二十余折，其中以赵炳麟、刘汝楫、文海等为最可笑。赵折有‘皇太后皇上何忍以祖宗数百年经营缔造之天下一旦败坏于数十乳臭小儿之手’，并谓‘此次改官制其危险不测实甚于戊戌’云云。刘折则专指总理大臣而言，谓‘高宗亮谅三年不言，百官总已听于冢宰，伊尹、霍光之事，皆古来置总理大臣之明效’云云。文折则言立宪有六大错。其余类乎此种议论者甚多。尚有某侍御一折，则专表扬军机处制度之美善，千万不可更张。迎合无耻，可谓极矣。”[31]又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统计，御史、翰林、内阁学士等京朝各官反对官制改革奏折（呈文）共有26件。[32]综合起来考察，这些奏折或呈文约略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从根本上反对立宪。内阁学士文海指责立宪有六大错，尤其是去掉军机大臣而设“大总理”，更是“有削夺君主之权”的嫌疑，因此建议即行裁撤厘定官制馆，并命袁世凯速回直隶总督本任。[33]内阁中书王宝田、户部笔帖式忠文、户部郎中李经野、兵部员外郎马毓桢等公呈，列举立宪改官制有“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认为设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大臣，是“名为复内阁之旧，而实以借以自便其私”，“阳以分军机之任，而实阴以夺朝廷之权”。[34]候选道许玨认为：改官制有名无实，无益于国计民生，而立宪更不合中国实情，所谓“中西立国不同，即日本同处亚东，其宪政亦非尽可仿行”。[35]因清廷已公开宣布预备立宪，故仍然明确提出这方面的反对意见者较少。
第二，反对全面官制改革，主张维持旧制，或少改、缓改。清廷预备立宪以改官制为先，官制改革直接涉及京朝各官的既得权势与利益，故这方面的反对意见最多。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克宽、吏部主事胡思敬、御史张世培、内阁学士麒德认为，不可轻易改革官制而放弃旧章。例如，周克宽说：“我朝官制，经列祖列宗参考数千年圣君贤相之遗，因革损益，折衷至当，自非才德优于列圣，何敢轻议更张。”“改官制为行宪政，即官制不改，亦断无妨害宪政之官，破坏宪政，何必多一纷更之迹，转致难为阻碍之防。”[36]麒德认为：“只应就中国旧有之官制悉心分别，孰为当因，孰为当革，初不必尽取外国之名称强为粘合。”[37]户部员外郎闵荷生、御史杜本崇、御史叶芾棠主张官制不可多改，如杜本崇说：“然欲举数百年之官制，凡关于司法、行政者，务尽扫除而更张之，则官府上下**无所守，人心惶惑，纲纪日隳，徒暂快言者之意，而其害上及国计，下逮民生，有不可胜言者。”[38]翰林院侍读柯劭忞、翰林院撰文李传元、御史涂国盛、御史联魁等认为改官制不宜太急，主张缓改。例如，李传元指责编制馆匆促草率，他说：“自开馆以来未及两月，即已将各部院官制草定，为期已不免过促。又闻馆中秉笔者不过数人，虽有各部司员派往会议，亦只随同签稿而已。夫以三四人之精力，数十日之期限，遽欲将中西官制异同得失，钩棘难理之事，一一研核详审，虽有兼人之长者，恐亦不能自信，况秉笔者未必皆谙习掌故，洞达中西之人乎。”[39]其他如御史王步瀛奏请户刑两部事繁，勿轻拟裁员，御史石长信奏请将政务处并入内阁，其他官制勿大更张，御史王诚羲奏请更改官制应分未立宪与既立宪两期次第推行，刑部郎中陈毅建言亟应保存礼部，等等。这些均从不同角度对官制改革提出了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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