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对实行责任内阁制。御史刘汝骥、赵炳麟认为，设立内阁总理大臣，有损君权。刘汝骥把总理大臣比作古代中国的丞相与近代欧美的总统，认为君主无责任而由总理大臣任之，将导致总理专权，后果不堪设想。他说：“万一我皇太后、皇上信任过专，始因其小忠小信而姑许之，继乃把持朝局，紊乱朝纲，盈廷诺诺，惟总理大臣一人之意旨是向，且群以伊、周颂之，天下事尚可问乎。”[40]赵炳麟连上两折驳论。第一折统论君主立宪制的流弊，认为一切大权授诸二三大臣，将形成朝廷“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的大臣陵君局面，即所谓“大臣专制政体”。第二折针对新编内阁官制逐条进行辩驳，认为其根本宗旨所谓“内阁政务大臣辅弼君上代负责任”一语“非常狂悖”，所拟阁议制度将使内阁控制朝政，不知“将置朝廷于何地”，而内阁总理大臣又“明居行政之名，而阴攘立法、司法之柄”，即实际上将统辖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41]御史蔡金台、史履晋主张用议院监督内阁，防止内阁专权。蔡金台认为，官制改革仿照西方组织内阁，使内阁之权大增，“则必仿其行政议政分途对峙之制，而以监督之权付之议院”[42]。史履晋说：“议院可以监督政府，则政府有所顾忌，不甘蒙蔽以营私。”所以，应先立议院，后设内阁。“倘未立议院，先立内阁，举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握于三数人，则政府之权愈尊而民气不得伸，民心无由固，不但立宪各国无此成法，亦大失谕旨庶政公诸舆论之本意矣。”[43]赵炳麟也主张议院与内阁并设。他认为，西方各国与日本采用责任政府制度，而仍能保障君主尊荣，是因为有议院为之监督。“政府钳制议院，议院亦监督政府，政府有解散议院之权，议院亦有纠弹政府之权，且有拒绝政府提议并否决岁费之权，上下相维，而其皇室尊严转居定位，固非一任政府操无上之权而莫之或问也。”正是议院与政府相互牵制，可以使君主权力不至下移。“无论如何，必使上下议院与责任政府同时设立，以免偏重……而政柄之倒持，权臣之专国，可自此而息。”[44]御史张瑞荫则极力赞美军机处，甚至认为军机处尽善尽美，不可改易，而内阁则是“权臣”的温床。“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不过遇事请旨耳”，“用人偶失，必出权臣”，因而主张保存军机处，以维护君权。[45]责任内阁制是中央官制改革的核心，这方面的反对意见虽然不算太多，却直接影响了责任内阁制的命运乃至于中央官制改革的成败得失。例如，在清廷宣布官制改革结果后，时论以为：“厘订官制之折奏内本有改并内阁、军机处之条，嗣因御史赵炳麟等奏谓新内阁之总理大臣权势太重，慈宫览奏大为动容，故内阁、军机处均未更动。”[46]御史弹奏的效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京朝各官纷起弹奏的动因，尤其是其背后的操纵力量，是更值得进一步分析的。官制改革是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势必触动京朝各官的既得利益，这自然是其起而反对的直接动因。御史吴钫曾言：“大小臣僚相与议论，皇然有不安其位之虑则何也。以习俗之相沿既远，而利害之系于身者至切也。”“士大夫以官为生者，十之七八，势至无以为生，必出全力以相抵制。”[47]虽然如此，但是，预备立宪以改官制为先，业已见诸煌煌上谕，何以仍是交相攻击？其背后的原因更可深为探究。以铁良、荣庆为首的王公大臣是极力反对责任内阁制的，正是这个反对派势力集团暗中操纵官场起哄，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对付袁世凯势力。正如亲历其事的曹汝霖日后回忆所说：“亲王大臣等，对责任内阁多持反对……其实目的，只恐项城为总理而已。”[48]政见分歧尚在其次，权势之争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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