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反对派还有意煽动宫监闹事。内廷宫监是皇室近侍，地位虽卑，能量不小，甚至有通天之力。铁良、荣庆“因思宫监之权力甚是可畏”，便散布裁撤宫监的谣言，以为阻扰立宪之力。他们“扬言于众曰：中国既成立宪，则所有宫监当悉屏黜，不能复享前时之荣幸。致使宫监太为惊惶，佥愿辅助二人以破坏此立宪政策”[59]。宫监闹事虽然难起大的波澜，却可以直接影响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行止，这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干扰立宪与改官制的进程。据《时报》记载：“裁内监之议起（实则绝无此说）。一日，太后出，太监百余人环跪哭求，谓：外间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爷念奴辈服侍已久，开恩赐留。太后惊诧，谓：我未听见有此话，如他们必须逐去尔等，是太与我过不去（日前所传太监环袁而争系误传）。此亦阻力之一大原因也。”[60]此事虽属谣传，然并非事出无因。据陶湘密报，端方本来提议裁撤宫监，得到载泽等人的附和。“内监大危，终日在慈圣处泣诉，并谗以许多不相干之谈论。宵旰忧勤，真至废寝忘食。”慈禧太后甚至慨叹：“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袁世凯等人见事态严重，方才决议内务府及内三院、宗人府等与政治无关得失者一概不议，“上意稍释”。[61]
面对反对派的攻击，改革派被迫做出辩解。“世凯连上三疏促之，太后召见切责，世凯恐，遂以阅南北新军会操为词，即日出京。”[62]载泽也上折辩明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之意，认为：“内阁之设，实各部尚书会合而成，人数且视今日军机大臣而加倍，不过设总理大臣与左右副大臣为之表率，以当承宣诏旨之责。若夫天下大政出自亲裁，彼固不得而专之也；部院大臣皆由特简，彼固不得而私之也。而又有重臣顾问于上，以备要政之谘询；言路纠弹于下，而为公共之监视。法制之密，实过于前。何嫌何疑故作影响之词以为淆惑之地乎？”[63]载泽还恳请召见，面奏一切，但“折上留中，亦无召见消息，惟由内监传旨谓‘圣躬不甚快愉’而已”[64]。显然，反对派的言论已经打动慈禧太后，这对改革派是极为不利的。
尽管如此，以奕劻为首的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在审核袁世凯等人草拟的官制草案时，只是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动，如改财政部为度支部，改交通部为邮传部，去掉典礼院之名而恢复礼部，删除行政裁判院和集贤院[65]，而仍然保存责任内阁制。
1906年11月2日，奕劻等人将已核定的官制草案上奏朝廷，宣称“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因而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具体办法是：设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以各部长官为内阁政务大臣；中央设十一部，依次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各部设一尚书、两侍郎；内阁之外另设五院一府，即集贤院、资政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大理院和军谘府。[66]同日，作为总司核定官制大臣之一的大学士孙家鼐单衔上奏，主张改官制“当从州县起，而京朝百官犹其后焉者也”[67]，有意避重就轻，视中央官制改革为缓途。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果然，11月6日，清廷正式公布新的中央官制，并没有采用责任内阁制，而是仍然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上采用上述奕劻等人的奏折。[68]这个结果使袁世凯“大失所望”。个中缘由主要是袁世凯的过分张扬，不仅引起多方面的反对与攻击，而且使清廷也对他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本初此番入都，颇露跋扈痕迹，内廷颇有疑心。”[69]这其中一个颇为重要的关节是瞿鸿禨的作用。
本来，袁世凯欲乘官制改革之机推行责任内阁制，以便通过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而揽权，“鸿禨知其意，隐沮之，言路亦陈其不便，孝钦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70]。此所谓“鸿禨之议”，可以他的一份《说帖》为证。他认为：“日本以内阁居首，亦采中制。欧洲各国不名内阁，其以一员总理，则同我朝以军机处为行政总汇，其义亦未尝不同军机处。”因此，他主张原有军机处与内阁照旧。[71]这显然是对袁世凯等人所主张的把军机处归并内阁以设立责任内阁的反对。总司核定官制大臣本有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人，名义上以奕劻为首，实际上起关键作用的是瞿鸿禨。“议改官制，领袖（奕劻）暨寿阳（孙家鼐）、九公（瞿鸿禨）为督理。寿阳本守旧，领袖则向来无可无不可，故一切均九公专主。”[72]瞿鸿禨也曾向人询问过英国责任内阁制问题，但他并未公开表态。“瞿对此事，甚为缄默，故外人未之知也。”[73]瞿鸿禨久历政坛，处世圆滑老到，如时论所谓“瞿氏周旋于两党之间，无所反对，将来无论何党胜，瞿氏必不败”[74]。时人评论其“为人向系阴险一路”，甚至“以阴鸷譬”之。[75]再加上他深得慈禧太后宠信，更是有恃无恐，如陈夔龙所谓“善化得君最专，一意孤行”[76]。官制改革中，与改革派正面冲突的主要是铁良、荣庆等人，瞿鸿禨则一般活动在幕后。他善于与袁世凯等人虚与委蛇，甚至阳奉阴违。“文慎（瞿鸿禨——引者注）总司核定，隐操可否之权，袁亦知之，曾密请先示意旨，文慎阳为推让，袁不疑也。及奏上，竟用文慎言，不用内阁总理制。”[77]正如当时与瞿处于同一阵线的张之洞致电鹿传霖所说：“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瞿鸿禨——引者注）默运挽回，功在社稷。”[78]此所谓“默运挽回”颇为传神，恰是瞿鸿禨在中央官制改革中所起幕后作用的真实写照。
当然，最后还要看慈禧太后的态度。应该说，当时她对立宪与改革官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赞成的，否则这些举措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当京朝各官攻击载泽主持立宪将误国病民时，“两宫意未少动，并面谕泽公‘勿避谗谤，勿辞劳怨’”[79]。当都察院御史纷纷上奏反对官制改革，攻击责任内阁制，指责“内阁总理之权太重，必至权臣跋扈，并行鳌拜等历史”时，“廷意尚为坚定，不甚置意”[80]，“并谕令‘不可为浮言所摇夺’”[81]。尽管如此，但慈禧太后对官制改革的赞成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反对派强大的攻势之下，她不得不与改革派保持一定的距离。“近日泽公请见并不叫起，并有传旨叫载泽‘不要太多说话’，泽公乃不敢再有所陈奏矣。”当张百熙召对必须“大行改制”时，慈禧太后无奈地表示：“我并非不愿，不过要你们细细推求，不可造次。现在参折虽多，汝等亦不必因此游移，惟愿尔等以此事重大，须十分子细耳。”[82]显然，慈禧太后从根本上乃属缓改派之列，其对张百熙等改革派的相对激进的主张是有所保留的。虽然她因并不想背着顽固派的恶名而在某种程度上赞成立宪与改革官制，但权力欲望极强的她同样不想看到如反对派所谓实行责任内阁制将导致皇室大权旁落的后果。诚如是，则其反对责任内阁制自在情理之中，而丙午官制改革时责任内阁制流产也就不足为怪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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