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看资产阶级是否可能继续革命的问题，由此而引出民初资产阶级对袁世凯的认识与袁世凯在当时的真正形象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袁世凯往往被视为继清王朝以后的革命对象，因而问题的关键便集聚于袁世凯是否已经成为民初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学界聚讼纷纭，兹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取孙而代之，是资产阶级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7]虽然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也许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其在当时则合乎历史逻辑。当时资产阶级对袁世凯是以建设民主共和政治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相称许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孙中山辞职后以全票选举袁世凯，其致电于袁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8]《民立报》更称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之骄子”[9]。孙中山辞职后，对袁世凯也是推崇备至，将政治之事放手于袁，自己则专心构筑其宏大的铁路计划。他声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10]正如孙后来所说：“自袁杀宋教仁君之后，弟始决心不助袁。”[11]那么，在“宋教仁案”之前，则孙“助袁”无疑。不仅孙中山这样，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或以为“当宋案未发生以前，国民党实未尝梦及不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12]。可见，在“宋教仁案”发生前，二次革命尚未兴起时，袁世凯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可以说是如同“救世主”那样崇高，至少绝不可能如后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是封建专制主义反动势力的象征。虽然某些资产阶级激烈派如戴天仇（季陶）指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13]，甚至认为袁世凯“欲作皇帝”[14]，但是，这只是极少数人对政局中权力转移不满的呐喊。当然，在“宋教仁案”以后，尤其是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的形象已自暴于世，与前判然不同。明确此前此后的变化是认识评判的基点。一方面，认识事物有一个过程，如果以后来的要求评价先前的认识，则显然是苛求；另一方面，思想认识往往支配人的行动，民初资产阶级并未认识到袁世凯的反动性，甚至寄之以建设民国的希望，难道能够要求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又立即发动武装革命反袁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此可知，民初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建设而不是革命。民国初年，历史经受着政治体制转换与战略调整的挑战：由君主专制而民主共和的体制转换，标志着政治近代化的趋势；由革命而建设的战略调整，是为了适应这种近代化变动趋势。正所谓“吾国数千年之君主国体自此告讫，而统一雄大之民主国体由斯建立。然则今后之所有事，独建设政府问题耳”[15]。革命之成功，打破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体制，在建设民主共和的近代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就是扩大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组织扩大参政的体制上的主要手段，就是政治党派和政党体系”，政党是动员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有效组织。[16]因此，在传统政治体制向近代政治体制转换的过程中，适应政治近代化需要的民主共和政治建设，便呼唤着政党的产生与国人的政党建设。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此不待烦言者也。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17]正是在此背景下，统一党应运而生。
以下主要考察民初流行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统一党产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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