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想并不是孤立悬想。在此口号提出的前几天，《国民公报》（1911年11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革命无党论》的文章，认为“革命军起，政体上既得完美结果，则前此种种之党派皆归天然之消灭”[25]。老革命党人刘揆一也表述了与此大致相同的意思：“敬谨告我国中诸友，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纯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暨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26]可见，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共同的社会历史土壤，就是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由革命而建设的战略重点转移。事实上，从民初的政党建设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且先不说章太炎的统一党，单就同盟会的演变而言亦可见及。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秘密革命政党改为公开的普通政党，“同盟会之运动既告成功，则会名理宜消灭，会中领袖诸子有见于此，故汲汲谋改党”[27]。其后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同盟会联合几个小政党改组成国民党，成为民初政坛一大政党，致力于政党政治。孙中山与黄兴致电同盟会各支部，对此表示“深为赞成”，认为“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28]与此同时，章士钊更是极力鼓吹“毁党造党”论，称“毁党者毁不纲之党也，造党者造有纲之党也……造党者非毁各党而合为一党，乃毁各党后经严重繁复之研究而分为两党也”。[29]此即为正规的政党建设大造舆论。正如时人所体认：“革命功成，革命党消，今日全国之内谓有一人非革命党不可也，谓有一人为革命党不必也，且革命党决非政党。政党者，为共同研究国家政治之进步，使宪政基础之日固，社会心理之日发达也。……故为政党计，非吸收他党厚集其势力，巩固其政纲，以为国会之预备政党内阁之前题不为功矣。”[30]所以，如果能够挖掘其隐含意义并且从建设的角度来评判，则章太炎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可谓是民国初年政党与政党政治建设思想的总概括。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历史所面临的是政治体制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章太炎早在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就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而率先明确地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战略性政治口号：在革命成功以后，取消革命政党，建立近代式普通政党，进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建设。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章太炎一回国就立即谋求政党和政党政治建设。那时章太炎在上海常与张謇见面，“会商民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建设。一面谋巩固民主根基，一面谋民权民气在正当的轨道上发扬，尤其着重在政党的建设。认为要促进政治上的演进，政见上的表现，必得有对待的二党在同一国体之下，各自团结，拿政纲政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使人民有从违择舍的自由和信从”[31]。后来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
统一党的产生可追溯到中华民国联合会。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尤其是南方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政治势力都期待着新的统一政府的建立，以维系一个安定的局面。于是，“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32]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应运而生。
先是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胡瑛、胡仰、何海鸣、邹廊在上海倡议发起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被列席为赞助员之首。[33]与此同时，章太炎又与程德全在苏州拟发起中华民国联合大会。[34]可见，在当时倡议发起的联合会至少有两个，而章太炎皆与列其中。1911年11月12日，上海发起的联合会在江苏教育总会开会，“拟与苏州所发起之联合会商议合并，由章太炎赴苏接洽”[35]。随后两个联合会合并为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的江苏教育总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二百余人，投票选举章太炎为正会长（126票），程德全为副会长（81票）。[36]次日发行《大共和日报》，作为言论机关报，原拟以章太炎为“全部主任”，后章太炎实际上是社长。[37]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其明确表示“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38]。
1912年2月中旬，南北议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袁世凯以自代，南北统一，共和政府成立在即。根据《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第七章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本会俟完全共和政府成立后，即改为政党。”3月1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布改党通告，拟改名为统一党。[39]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江苏教育总会“改会为党”，正式成立统一党。[40]
中国古代有朋党而无政党，所谓“东汉末年之钩党，有唐中叶以后之牛李党，唐末之清流党，北宋之元祐党、熙丰党，南宋之伪学党，明末之东林党、阉党”，都是著名的朋党，因为“中国自古为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之下，无政党发生之余地”。[41]专制政体之下，无言论自由，更无参政自由，政党无从产生，只有朋党，而汉唐宋明朋党之祸，昭然于世，再加上“君子不党”之古训，因而“畴昔吾国贤士大夫，语及党之一字，则蹙额掩耳如不欲听”。[42]近代以来，西方政党观念传入中国。清末民初，各种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鉴于朋党之忌，国人或以“会”“社”名之，而极少有曰“党”者。在统一党成立之前明确称“党”者只有少数几个，如江亢虎、张继的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朱志尧、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1912年1月22日），戴传贤（季陶）的自由党（1912年2月3日），温宗尧、潘鸿鼎的国民党（1912年2月27日），等等。这些党或更多地从事社会活动[43]，或很快被合并于其他政党，而少有始终致力于近代政党政治建设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统一党是民初进行政党政治试验过程中最早的近代政党。正如章士钊所说：“吾国无政党，有政党，自是日而始。”[44]更有人认为统一党“实为民国第一政党”[45]。
章太炎首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章太炎首创近代政党——统一党，两者联系起来别有意味。如果说一个人的思想理应指导其行动，或者说一个人的行为当然受其思想的支配，那么可以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想与统一党的产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当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统一党可谓民国初年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共和宪政建设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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