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合并后，另一份重要的革命派报纸《民立报》系统总结了韩亡的教训，以警醒国人。该报认为，韩国走向灭亡的每一个环节，均为日本阴谋策划，而韩国人懵然不觉，甚至自落其圈套，终于不免亡国的结局。朝鲜本与中国有宗藩关系，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煽动朝鲜独立，朝鲜举国欢欣，“惊为外交史上之一新纪元”，以为“朝鲜真正之独立，将有望矣”。随后，大韩帝国建立，但日本“无日不阴图于韩人之背，思扼其吭而盐其脑，而韩人实不悟也”。日俄战争后，日本变韩国为“保护国”，“自此而韩人始悟其国家为既亡，曩之独立为梦幻，数十年怀柔诱掖，皆大盗之阴谋、灭国之诈术，然亦成不谏之遂事矣”。然而，在日本的统监政治之下，韩国人又有渐渐安于被“保护”之势。尽管日本“无日不在并吞三韩预备之中，而韩人且以为被保护国何地蔑有，国权虽丧而社稷正朔当不改王朝之旧，方当以王国小朝廷之名号，遗国运末期之暮景”。韩国人对于日韩合并之传说，多不以为意，或疑信参半，甚至纷纷斥之为浮谣、诬妄。直至日韩合并条约宣布，“始知前日外间合并之传闻，非讹言，非蜚语”，而韩国真亡矣。其时，列强亦表面上倡言保全中国领土完整，而实际上正进行无形的瓜分，必须警惕这种变相的侵略政策。《民立报》之所以要全面揭露日本灭韩的阴险手法，就是希望中国要把韩国沦为殖民地的惨痛教训引以为鉴。“吾独悲朝鲜今日不皇再辩废立并合、封藩置县之为真为伪，复无光复中兴时期之可冀，惟有延颈日望新政府统治者之仁政，以苏亡国之民命，斯可为酸鼻流涕者矣。前事匪遥，殷鉴不远。余安得勿当暑而栗，不寒而战耶？”[45]
当然，革命领袖人物孙中山与黄兴的反应最值得关注。日本吞并韩国，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存亡。孙中山于1910年10月16日致函檀香山同盟会会员，认为此乃革命最好时机。“乃者时机日逼：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梁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弟提倡革命以来，至今日为第一好机。”[46]黄兴也有同感，他于1911年1月11日致书暹罗同志称：“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英窥其隙，今已进兵卫藏，置防缅边，西鄙之亡，又可日计。德之于山东，法之于云南，铁路所过，**无完土。美于中国土地无所侵占，不能恣虐，特倡保护领土之美名，包揽其公债。而满洲政府方醉生梦死，昏不知觉，于日、俄、英、德、法则默认之，于美则欢迎之。对于国民，诡名立宪，以为欺饰，其实则剥夺国民种种权利，以行其中央集权之实。是中国目前状态，不亡于有形土地之瓜分，即亡于无形财政之监督。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秋，中山先生特召集内地各部代表南来，相与确定计画，急起实行，破釜沉舟，拼此一举。”[47]其时，黄兴正拟到香港谋筹广州黄花岗起义。
（二）关于立宪派人士的观察与反应
立宪派人士中，以往学界主要关注梁启超，因为他留下了《朝鲜亡国史略》《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等有关日本吞并韩国史方面的系统的资料。对此，张存武、邹振环两位先生的相关论文剖析较详[48]，不再赘述。这里只着重进一步分析一个问题，即作为立宪派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研究韩国灭亡史与其现实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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